假如我也有来世，我将在官场韬光养晦，以图‘大谋’。我少小之时即深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的影响，还崇拜陶潜、郑板桥等人，酿成了自己一副刚正坦直、崇尚正义、宁折不弯的坏脾气，暗怀了‘假如为官，一定公正自律、造福于民’的梦想。后来阴差阳错步入了官场，我就真的照此做了起来。我以说违心话为耻、逢迎领导为辱，不知道以屈求伸、小不忍而乱大谋的道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可真的误了我自己。其实，在我国官本位的政治体制下，好官的官职越大，百姓才越有盼头。但好官要想为民做大事，必须在官场上努力往上爬，做到地方长官即俗称的地方‘一把手’时，才能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一展匡扶正义、造福百姓之志。在爬到特定目标之前，一定要隐藏自己的本性，以内方外圆之态周旋于官场。古时以陶潜、郑板桥的个性可以做到县长、县委书记一职，今日以此个性则当个乡镇长都很难了。所以，现在好人更需要韬光养晦。而我当初却完全不懂，准确地说，是知道，却完全不予理会。
　　说来话长。当年扛着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牌参加工作，没两个月就被派驻某村具体实施地委确定的‘农民学马列著作典型’的培养计划。我被安排住到一间暗无天日、潮湿发霉的脚屋里，苦思冥想如何教农民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数日之后，我拿出了办法。日间陪同大队书记跑田埂、爬山头，巡查农民耕作；夜间亲自给农民骨干授课，再协助他们结合扫盲工作，辅导其他农民学马列理论。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以最后病倒住院为代价，使这个村成为全省有名的典型。出院后，我又以未癒之躯，到偏僻的山乡支援‘双抢’。后来担任新闻干事，我自己采写的本县稿件每月在省地级媒体至少刊播两篇，一改往日本县默默无闻的状况。……，我的表现，得到了我们单位——县政工组（承担现在组织部、宣传部、纪检委的职能）的好评。可是，在协助清理单位图书的时候，发现有一套书被分管政工的县委副书记借去两年多了未还，老同志们说是去年讨过，被顶回来了。那时候，纪律是很严的，公共仓库和图书室年年要盘点，不允许谁占公家的便宜。怎么办？大家无策。我一时性起：这哪行，领导更应为人表率！抬腿就到副书记家去。我恭恭敬敬地说：‘×书记，您好！我单位清理图书，让我请示一下：不知道那套书您看好了没有？’书记厌烦地回答一句：‘不是说过，没有嘛！’我不得不悻悻而回。我以为我不管图书，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谁知，几个月后，我被通知下放到某乡当文书。与我一同下放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平日里‘文不成，武不就’的粉头小伙、初中生，一个是因脑部受过伤而有些智障的退伍军人、机关公勤人员。但他们一个担任副乡长，一个担任乡武装部长，都提拔了。政工组的领导和同事们都为我抱不平，顶住两个月不发通知。×书记知道后，拍桌子大吼：‘我分管政工，难道调个一般干部你们都不听，你们眼里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唵？’单位这才为我召开了送别座谈会。几年后，当×书记的一个好朋友成为我的岳父，我才知道将我贬往乡下的真正原因，就是为那一次讨书。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时我认为我没有错。人与人之间，地位有高下，人格无贵贱，干嘛我要改变自己？所以我是吃一堑，而不长一智。
　　几年后，由于地委宣传部缺人，我被直接从乡下调往地区机关，历任新闻干事、干部干事、党教副科长、理论科长。后被内定为副部长人选，将我下派锻炼，担任某县宣传部长。时过不久，我的能力得到县里广泛的肯定，县里打报告要求正式调任我为该县副书记。可是，这期间偏偏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该县创作了一个戏剧，被某电影制片厂看中。本来，在我到任之前，各方面都已协商好，签了合同，影片将把该县作为原创单位在片尾字幕上打出。可是，新上任的地委宣传部长××——我的直接上司，偏要改变一下，他以演出班底中借调了另一个大县的演奏人员为理由，非要把另一个大县列进字幕，而且要排在该县之上。要我答应，我当然只能把球踢给县委领导。××遭到无情拒绝，但不死心，又把一个暂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地委副书记某某请动了。某某召集县委、县政府领导开会，要我列席。会上，某某严肃地说：‘你们同不同意，关系到要不要把剧本拍成电影，要不要保证电影的质量，要不要对外宣传本地区、促进本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你们统一一下思想。’县领导们面面相觑，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事先已同××部长说好，不要让我发言。可此时某某书记却点名非要我发言不可，大家也一齐敦促我表态。我的本性被一下激活。我说：那我就实话实说，事情其实并没有严重到三个‘要不要’的地步。我举了一部电影的例子，说明电影业内的普遍做法。我说，人家电影厂已经把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好了，马上就开拍了，不存在要不要拍电影、要不要保证影片质量的问题了。再说，本县和另一个县，同为本地区的古县，而且本县建制还早两年，宣传本县也就是宣传本地区，这并不矛盾。我一说完，某某立即宣布：××部长没有跟我说清情况，既然各方面关系都已处理好，又有约定俗成的行规在，我们干嘛要多此一举？我前面说的，收回！结果，内定的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位子马上换成了别人。最终，我也不愿意留在该县当副书记，我发誓：决不为了一官半职而扭曲自己，我哪里来，还回哪里去。我仍然当我的理论科长。
　　我没有接受教训。也许是不提拔我，实在说不过去了，几年后，地区改市，新成立的市辖区没有宣传部长，市委任命我为区委常委、部长。换届后，又担任区委副书记。因我踏实肯干，事事前瞻，能设身处地地为基层着想，又以身作则，主持公道，还讨厌吃请受礼、逢迎拍马，声誉鹊起。但我并不在拟重用的干部范围之内。也许怕我成为再次换届时的‘黑马’，市里把我调任为市政府非重要部门的一把手，明升暗降。但这个部门的工作在全省考核评比是年年倒数前列，屡遭省领导的公开批评。我上任后摸清实情，又从理论上研究其发展规律，并禁止某些以民为敌的作法，一年多时间，即跃居全省先进。我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工作措施，常常受到省级相应部门的赞赏，但我并没有受到过市里任何赞扬，因为，我除工作联系之外，不同市领导私相来往，我独立于领导们吃吃喝喝、吹吹拍拍的圈子之外。而且，我特别喜欢实话实说，在文件中、会议上都反映下边的实情，这无疑是给处于相互吹捧、自我鼓舞中的市领导们泼了冷水。所以，一有机会，有的市领导总要话里有话地敲打我几句，但我都装糊涂，依然不入圈子。我的独立，激起了某些人的愤恨。机会，终于给他们抓到了。
　　我单位在处理一项工作时，一个干部的儿子向我们提出一项私人要求，经请示市里某主管部门，此要求被否定。儿子直接找到兼任某主管部门一把手的某局长，某局长竟不与我们通气就答应了，而且还派人前来威胁我，说我不同意就是违法。某局长是我市有名的匪类干部、腐败分子，我岂能向他低头？以我自学过法律专业和兼任过政法委书记的底子，搬出法律和政策条文，对其逐一驳斥。但我还留下一个余地：建议市政府某领导组对类似情况作出决定，我们好作为政策依据来执行。某局长是该领导组的主要成员，他知道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就利用职权，卡住我们。我请求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协调，他们口头上畅快答应，实际上却无动于衷。一位知情人告诉我：领导们身上穿的名牌服装都是某局长送的，他们不可能为了你而去得罪他。这时候，某局长放出话来：‘要政策依据我没有，但我的话，你们必须执行。你们应该知道，我同他们家关系非同一般，人，不能不讲感情。如不答应，你们这项工作就别想搞了，到月底就过期作废了，看你们谁承担责任！要是不服，同我打官司，我奉陪到底！告到市委常委会去，我也不怕，看最后是谁说了算！’我单位全体干部闻听此言义愤填膺，一致要求向市委汇报。眼看只有一周就到月底了，不得已，我就签发了一份汇报请示文件。这份文件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请求市委裁决。文件经过一个个领导的圈阅，谁也不作批示，就放到了市委书记的桌子上。那几天天气出奇地好，虽是隆冬，却晴空明丽，微风和煦。我一边在基层检查工作，一边等待着市委对文件的批复，完全不知道风雨将至。
　　那天，市委召开下乡干部动员培训会议，市委书记亲自主持会议。我自己带头报名下乡，抱病与会。会场里秩序很不好，许多人开小会，可是主持人却并不制止。我坐在前三排，一直细心听会、做笔记。忽然腹痛如绞，不得不出去如厕。回来时，被同桌隔一座位的老部下发现，他悄悄问候了我，我也悄悄回了礼，前后几秒钟。不料，过了好几分钟后，突然主持人大声直呼我名，说：‘你讲什么话？现在还没轮到你讲，等轮到你了，你上台来讲不迟！’虽语带讥讽，我却也自知不对。主持人却由此大谈起干部要守纪律、顾大局之类的话，指出现在有些干部党性不强，讲了一刻钟后话锋一转再次点了我的名字，说：‘你今天开会多次讲话’。我一时懞了：明明我只有一次，而且他自己在主席台上也同熟人相互问候，为什么今天要小题大做，还要这样捏造事实诽谤我？我忽然想起有人说他与某局长有非同寻常的关系，顿时明白过来他这是在故意整我。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举手站起为自己作了申辩。话没说完，他就怒指门外，喝令我出去。我被人拽出会场。紧接着，他就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我的所谓问题。在会上，他抛出了我们的汇报文件，说这是非法的，再加上会场纪律问题，给我扣了一大堆罪名。我被停职。当天傍晚——外界都还不知道消息，某局长即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跟我搞，没有好下场吧！告诉你，不把你搞倒搞臭，我就死给你看！’这个电话说明，整个事情正是他们合伙策划的阴谋。
　　按照规定，纪检部门对干部经过初查，确认有严重问题，再正式报请市委批准立案调查，而干部在职有可能阻碍调查的时候，才需要报经常委会批准停止干部职务。但他们等不及，迫不及待地先停止我的职务，再让纪检部门去调查。调查，也不是调查我们文件中汇报的情况是否属实，而是要求调查文件是怎么发出的。更荒唐的是，常委会结束没几天，调查还没开始，常委会纪要就迅速下发到各区县、市直各部门了，而那份常委会纪要中已经历述了我的许多严重错误，对我的问题作出了结论，唯一缺乏的是事实材料。这种做法，后来连下来考察市委班子的省监察厅领导也当我的面，肯定是错误的。可假的就是假的，当时纪检部门调查不出问题来，这可急坏了他们。他们又使出杀手锏，抽调纪检、审计、财政三部门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采取突袭行动，调查我的经济问题。他们以为目前领导干部占点、收点是普遍现象，誰都无法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是的，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例证。那是某局的一个副职，他因为向央视焦点调查记者说出了某事件的真相，触怒了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下令调查他的经济问题，结果，被查出接受了别人一条项链（自己要了）、几瓶酒（转送给了上级部门的办公室）、若干娱乐筹牌（散给了手下人），总计不过两三千元，就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了。我是正职，找点把柄岂不十拿九稳？但他们就是想错了。我接任的那几年，单位经费十分紧张，我常常私费办公事；出差回来，也常常不领补助费；在市内活动，小车一般不坐，而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同时，我还整顿财务，严格审批，厉行节约，堵塞漏洞，挤出钱来改善办公条件。调查组一无所获。接下来，恰好县处级干部开展‘三讲’教育活动，我顺理成章地又成了重点对象，他们选派得力干部来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背靠背’地广泛了解我的问题。不幸的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好笑的是，这一年我负责的部门工作老是受到省里的表扬奖励，市里也不得不在会议上提及此事。于是，台上（会议主席台）人在表扬，台下人在嘀咕：把工作搞上去的下台了（被停职），把工作搞下去的上台了（坐在主席台上）。事情陷于尴尬之地。
　　一年又一个多月后，市委才发了一纸通知，就九字：某某某同志恢复工作。我的许多罪名不见了，但也没有否定。原来，这个部门的工作又出现了滑坡势头，省里多次出面进行了干预，这才不得不恢复我的工作。但是，决不肯恢复我的名誉，推翻加在我头上的不实之词。我当然不甘心。我一边要求平反，一边积极工作，这一年，我又把工作搞了上去，可平反却无人问津。我很累，身心俱疲。机构改革来了，我提出：要我再干，就要恢复名誉，否则，就让我退下来。很快，我就退下来了。……
　　往事如烟。一切已成过去。闲暇的时间真多。我看看历史书籍，深长思之，切实体会到，如今，社会制度的性质是变了，但社会的运转平台并没变，照样还是集权体制，因此，社会还是几千年来的臣民社会，封建社会官场上所有的弊病，今天官场上也无法没有。像我这样的人进入了官场，不屑于权术，即便能干、肯干，也干得委委屈屈、别别扭扭，常处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境地，一不小心还要遭暗算、受打击。要想干一点大事、好事，不能不玩一点权术，爬上去再说。回过头想想，我要去讨书干嘛？还不是同样没讨回来吗，倒不如不讨！拍电影的事，我要明确表态干嘛？人家县里的领导都支支吾吾，我又不是县里的正式干部，我操那个心得罪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值吗？而且，不就是打个字幕嘛，有什么呀！再说那位某局长，说话办事那么牛气，市领导们都不去碰他，肯定有大后台撑着，我一个小小七品官人微言轻，不是明摆着拿鸡蛋砸石头么？设若我成了地方一把手，还会受这种气吗！不但不用受这种气，我还能干大事、干好事。到那时，哪怕最终不容于世而被‘朝廷’摘掉乌纱帽，我也算是痛痛快快地一展抱负了。
　　只是，这样一来我如果真的成了地方一把手，那还能是原来的我吗？
　　一笑。

　　看了山无言的《假如我有来世》，不禁浮想联翩。假如我也有来世，我将如何？

　　我将决不改变少年时对文学的酷爱。

       还在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唐诗宋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囫囵吞枣地浏览，并尝试着写‘诗’；我的所谓‘诗作’，当时还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肯定。从此，我就由喜欢诗词而又扩展到喜欢散文、小说，模仿之作频频受到表扬。到了初一，我的作文常被拿到高三去讲读。初二的时候，老师便不再对我的作文写评语，往往只写‘希望再努力’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之类勉励的话，那意思是他的水平已无法对我的作文说长道短了。同学们呢，则对我崇拜得不得了。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做着文学的梦，以为自己将无可怀疑地成长为一名作家。可是‘伟大’的文革一来，想不到我也成了被冲击的对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的黑苗子’呀，什么‘白专道路的黑典型’呀，什么‘学生中的走资派’呀，都往我头上扣。幸亏我的‘政策水平很高’，把自己保护住了。文革的实践，让我对文艺不寒而栗，转而对政治和政治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不可救药地走上了与文学揖别的道路。现在，我已经被抽象思维完全占领，年纪已大，江郎才尽，形象思维再也无力恢复少时占据的地盘了。但每每看到美文妙词，便由羡慕别人而后悔自己。在我国延绵至今的集权体制下，政治、政治理论不过是权势人手中的玩偶而已，有什么呀！我为此蹉跎一生，真是不值得。惊回首，四十年一觉梦醒，那个悔呀，真是‘欲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