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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 领袖文集的版权归谁？最近，《江泽民文集》出版发行了，我也去买了一套。走出书店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领袖文集的版权应该归谁？ 过去，我知道是属于领袖个人的。比如毛泽东，他的选集一版再版，稿费不少，属于他个人所有，但由中办代管。他老人家自己实际上并不需要花费这笔钱，但曾经批出几笔资助过困难的知名民主人士。江青也曾经向他索要过，他也给了。他逝世后，江青还向中央要求继承这笔遗产。可见版权是领袖个人的。
但今天，我想起这个问题，觉得这个版权不应该归个人。理由是：一，领袖文集中无论是报刊登载的文章还是会议上的讲话，都是履行职务的行为，都是为了指导全党全国的工作，既是履职行为，其所有权当属国家，就像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其职务发明成果不属于个人一样；二，文集中的文章内容，并不完全是领袖个人的智力劳动成果，都是集体的智慧，很多还是领导班子集体讨论通过的决议，不过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罢了，像全国党代会上的政治报告之类就是；三，文集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秘书执笔写的，有的还是专门组织的写作班子拟写的，而这些人写文章，也都是履职行为；四，文集的整理出版发行，也都是中央决定，再由专门机构负责完成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个人行为。所以，领袖文集的版权，个人无权拥有。
但是，有两种情况需要区别对待：一是领袖在职期间发表的文学作品、科研成果等等，凡与履行公职无关的成果，都应该归于个人；二是领袖卸职或退休后，发表的回忆录以及论文等等，其版权毫无疑问当归个人所有。 8月9日 中国需要文化再造 中国是一个泱泱文明古国，创造过极其灿烂的文化。我们作为炎黄子孙，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民族自豪感。但，正如老子所说的‘福矣祸所伏’，在市场经济大潮荡涤世界的近代以后，中国却越来越落后，以至于沦为挨打受欺的对象。 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摆脱了列强控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这令国人扬眉吐气。 可是，经济上却并未改变落后状态，反而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社会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人们认为是经济体制不好，于是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运行和发展。中国，在短短的二十来年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骄人经济成就，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水平。 可是，接着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严重的贪污腐化、严重的弄虚作假、严重的渎职失职等等一系列问题。人们意识到是政治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于是要求从根本上改革延续中国数千年的集权政治体制。 共产党并不害怕改革，从本质上讲，共产党是天生的改革派。问题在于，过去几十年又正是在共产党执政下延续集权政治体制的。共产党本应成为集权体制的掘墓人，却反而空前地强化了集权体制，而在这几十年中，全国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问题，相反，却怀着‘臣民’而不是‘公民’的心理，极其虔诚地把共产党当作救世主一样迷信，把党的领袖当作皇帝一样膜拜，把改头换面的集权体制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中国出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作为资本主义后时代意识形态代表作的《国际歌》和反映了封建意识形态的《东方红》，居然并列成为唱彻全国的神圣歌曲。这是为什么？ 这是文化习惯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已内化为民族心理习惯。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强调人的群体性而贬抑人的个体性，强调人的等级服从义务而反对人的平等自由权利，尊崇皇权和人治而反对民权和法治（体现人民主权的法治而不是体现皇权的那种‘刑不上大夫’的法治）。显然这就是集权统治文化。一种文化笼罩数千年，谁能够不被同化？因此说白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人民，早已习惯于集权体制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即便伟大如毛泽东，也无法彻底摆脱传统文化及其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他搞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颂扬‘秦政’（秦始皇的政治体制），就是明证。 当然，传统的集权统治文化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作用，归根结底在于经济基础。我国数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诚如马恩两位老人家所说的，小农就像土豆，一个个互不相干，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麻袋把它们装在一起，才能彼此发生联系。这个麻袋就是以皇权为轴心的集权体制。而现代民主体制乃至现代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当市场经济还处于弱小地位的时候，现代民主体制根本不可能产生，反映现代民主体制诉求的现代文化也是不可能成为强势舆论的，更不可能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所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文化体系很热闹了一阵，但由于经济基础还是小农经济，最终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之所以没有能够做到与封建专制意识形态彻底决裂，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承袭了集权体制，也与市场经济不是那时我国的主体经济形态相关。这是历史跟共产党人开的玩笑，也是历史造成的一个悲剧。 但历史终究是顽强的。小农经济本来可以而且应该自然地演进为市场经济，这是历史的规律。但是，强调服从客观规律的执政的共产党，偏偏从良好的社会理想出发，人为地要跨越市场经济阶段，直接进入空想中的更高级的经济形态，措施就是严格实施所谓的计划经济，用专制的手段摧毁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也用严厉的思想管制打击反映市场经济的文化诉求，反过来更进一步地强化了集权体制。这就造成了同历史规律的尖锐对立。历史忍无可忍地启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手段，通过改变外部条件的办法，激化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强迫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对不肯自觉改革的国家，就来一个山崩地裂式的剧变，让共产党下台，如苏联东欧，但这些国家的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残痛的代价。中国有幸，经过文革灾难洗礼的中共自觉地清算了自己的错误，走上了自主的渐进式改革。历史，在中国取得了胜利。 现在的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体经济形态。反映市场经济政治诉求的舆论，日益强大，有益于市场经济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但是，非市场经济的传统文化仍占强势地位。当前，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有一部分人大发思古之悠情，主张全面复活儒教，祭起古圣之亡灵，企图挽回‘礼崩乐坏’的局面；有一部分人则重新捡起‘姓资姓社’的大棒，希望能够回到‘全民所有制’中去，他们仇视改革，维护集权和垄断的体制；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趁机激活了小农生产内附的投机性，把它发挥到流氓主义的极端，糟蹋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市场经济及现代民主体制所需要的忠诚信义品德，其典型代表就是那种官场上的政治流氓；而更为大量的人，则仍然甘居于‘臣民’地位，习惯于集权体制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这种形势下，仓促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难保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也很难保证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社会环境。所以，当务之急，是来一个新启蒙运动，批判封建专制意识形态，剔除传统文化中不符合当今发展方向的糟粕部分，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中普及现代文化意识，以期尽可能多地扫除一些思想障碍，并进一步达到在文化上再造中华。 要先期开展文化再造运动，必须率先全面落实宪法中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允许兴办同人报刊和民间电台、电视台。对非党传媒，除依法查究违法行为外，废除一切有关新闻、言论、文化艺术的检查制度，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否则，即便马恩转世，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法著书立说，更不要说立足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由担当党的最高行政领导的人才能‘创新发展’，其他所谓理论家都只能注释领袖的讲话、文章，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如果照这一规矩办，马恩都没有资格了，除非他们被选为党的行政领袖。 8月7日 ‘效能建设’何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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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
真的很无奈
今天在党校上课，教授讲的题目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中心意思就是要我们坚持和维护民主集中制原则，达到防止决策失误、扼制腐败漫延的目的。听了之后，感到十分无奈。民主集中制，作为领导班子的决策程序，的确是一种好方法，它能够防止一把手独自决策。但是，它的作用其实很有限。首先，它只是一道死的程序，要靠人来执行，特别是要靠一把手来执行，那么，靠什么来保证一把手在自己不想执行的时候还必须执行呢？说起来保证措施是很有力的，有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有同级的监督，有下级的监督，等等。但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王怀忠能够指挥全地区造假？……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可见这种保证措施并不能起到有力的保证作用。其次，它并不能保证决策不失误，上自中央、下至乡镇，经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而作出错误决策的事例简直数不胜数。再其次，它根本不能扼制腐败。如果能够扼制的话，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腐败事件？为什么前“腐”后继现象会那么严重？这一切，都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实际上，经过几十年执政的实践，已经有很多干部认识到，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决策失误、扼制腐败，根本的问题是要改变家长制式政治体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一把手就是一家之长，家长具有很大的威权，他实行的是一元化领导，既使上面还有大家庭的监督，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大家庭实行的也是家长制。在家长制体制下，一切只能依赖于“家长”本人的素质。从上到下所有“家长”都智慧、开明、诚信、公道、正派……集所有美好素质于一身，那么，“家庭”也就富裕、安宁、和谐，成员们也就幸福得无话可说了。然而，恰恰是这个前提本身是靠不住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昭示了这一点。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家长毕竟是家长，家长于大家有恩，要子女们起来废除家长制，不仅在家长面前有愧，也因自己今后当不成家长而感到惶惑。政治生活中是不是也这样呢？
我感到无奈，真的很无奈。
8月1日
一场善心行动的呼唤
今日央视报道了一件事：山西农村一残疾姑娘张艳枝因贫穷无钱医治褥疮，面临死亡，她在网上发出求救帖子，遭到网民们纷纷发帖质疑；杭州由六个残疾人组建的‘站起来’网站委托太原一残疾人网友亲临调查，调查情况公布后网民们又质疑为什么当地媒体和残联组织不报道和救助，又引出了当地媒体和残联的行动；接着网民们又质疑，为什么赠款的接受人不是张艳枝本人，也不是‘站起来’网站成员的名字，得到澄清以后网民们又质疑，如果张艳枝本人拿到赠款以后又不去医治怎么办；最后张艳枝本人治愈回家，捐款人又派出代表赴张家查看……在网友们的步步质疑下，事情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张艳枝本人的严重褥疮已治愈，剩下的几千元张艳枝谢绝网友们的好意，由她本人转赠给了另一个急需就医的残疾人网友。
这件事使我十分感动，社会上毕竟是好心人多啊！人们并不缺乏同情心，而是害怕被人利用同情心来搞诈骗，也担心善款不用在正当的地方而枉费了捐款人一片苦心。这种担心和害怕多余吗？不!人们已经有太多的教训了，由不得不怀疑。我们的老祖宗说‘人之初，性本善’，习惯于事先假设别人是善人，以至于让人利用，甚至于让人骑到自己头上来作威作福，这种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待人的观点，使多少人上了大当！几千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这样一种设定掌权人都是好人的体制，以至于不设外部的监督机制，结果神州大地一次次地掀起血雨腥风！
今天，这些大的事情先不细说了，就说说具体的吧。我们这里每年都要自上而下地进行两三次的捐赠活动，要求一般干部捐赠不少于50元，县处级干部不少于100元，地市级干部不少于150元，可捐过了之后，善款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干什么用了，一概不作任何交待。但每年年底，市政府都要发文开展慰问贫困户的活动，到时，我们这些市政府的组成部门都从民政部门领出一笔钱来，分成几份，到了慰问点再交到带队的市委、市政府领导手上，由他们代表党委、政府亲手转交给村里确定的贫困户，贫困户照例都要当面颂扬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感谢领导同志对他们的照顾。看看！个人捐出的善款，转眼成了政府的救济，成了领导者个人的恩惠。
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件与此相关的事情：80年代末，为了修建一座烈士陵园，市委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缴纳特殊党费活动，一般党员要交10元以上，干部党员要交50元以上，科级干部要交80元以上，县处级干部要交150元以上，地市级干部要交200元以上。我们这里至今还是一个不发达地区，省里出台的一些有关干部工资的增资项目我们这里都不能兑现（省里只出政策，谁有钱谁兑现），可当年很多党员都心甘情愿地超额缴纳了。后来，由于国家禁止，烈士陵园没有建。但这笔数百万的特殊党费，却被少数人堂而皇之地用掉了一部分，几年后干脆被他们划到党校盖了大楼。党员们议论纷纷，要求交待清楚特殊党费的去向，但，没有任何下文，即使是党代会上也没作任何说明。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人们除了发几句牢骚外，只能是干瞪眼，毫无办法。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慈善捐款的监督机制缺失！
央视报道的这件事很好。
好就好在这是纯粹民间由残疾人发起、残疾人调查确认、残疾人具体运作的善举，其中完全排除了官僚主义的干扰；
好就好在从一开始整个过程就置于网民们的跟踪监督之下，步步质疑、步步落实，有个好的开头，又有个好的结尾，最终网民们才松了一口气。这其间，因为网民们的质疑，使张艳枝本人倍感委屈，‘站起来’网站也倍感为难。但这不要紧，受过委屈，方能珍惜别人的真诚相助，也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遭遇为难，才会兢兢业业把好事办好，也使自己的信誉得到宏扬。
经过这件事，世人认识到了监督的强大作用，因而希望尽速建立善心事业的外部监督机制。
经过这件事，人们还认识到了善心人自己的伟力，不要指望象残联等官方组织在救助张艳枝等人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要施善心还要靠善心人自己行动起来，才能把善款真正用到该用的地方，减少救助成本，避免善款浪费。因而，希望能够健全我国的有关法律，为社会力量进入慈善事业提供法律依据。我想，这就是这场善心行动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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