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取得了很大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无庸讳言，腐败之风却愈演愈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全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应该说，从党的指导思想、纲领、路线、方针和基本理论上对反腐败都是明确的，还有专门的监察、查处机构。然而贪官还是在全国、全党的痛批声中此伏彼起、前赴后继，原因何在？

       我想起了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坚决、力度最大的，就是他。

　　朱元璋登上帝位，有六项措施防腐反腐。一是分权，从纵向和横向上设置互相制约、监督的机构，不让部门拥有专权、地方拥有重权，而将最终决策权集于自身；二是加强监察，中央设都察院，下属十二、三道监察御史，御史可访风问俗、提调复审冤案、罢黜官吏，一般事可自决，大事可直奏皇帝；三是设立直属于皇帝的特务机构检校和锦衣卫，令其秘密侦查和逮捕官吏；四是中央设立专门的机构，直接接受天下臣民的奏章，并号召天下百姓对官吏进行监督：对害民赃官可直接擒送京师，如有胆敢阻挡者即行灭家灭族；五是颁布严法酷律，并将受到惩治的官吏案例汇编起来刊行天下；六是带头严厉执法，他亲自发现了一个县令有贪赃行为，便杀了这个县令，并将人皮剥下挂在县衙大堂，又严查户部侍郎郭桓贪污税粮一案，下令杀掉所有牵连者达数万之众，他还就枉法贩带私茶事杀掉了自己宠信的女婿欧阳伦。吏治如此严酷，贪鄙之风虽有收敛，却并未铲除。朱元璋自己至死也不明白，他说：“朕自开国以来，严惩贪佞，法纪严明，为甚贪佞不法之徒，杀不尽，惩不惧？”朱元璋的这一疑问，如今也摆在了我们党的面前。我们党将怎样回答？其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从源头上防腐反腐。朱元璋反腐，而腐却防不胜防、反不胜反，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产生腐败的源头。

　　一、我说腐败的源头就在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人性有恶，二是公权悖论，三是家长压力型集权政治体制。

　　 先说人性有恶。我们的老祖宗信奉‘人之初性本善’。其实，善恶是一对矛盾，本乎一体，不可能只有善而没有恶。就‘人之初’而言，所谓‘善’只是一种同情他人、友好他人、崇尚正义的利他本能而已，这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良心’，而所谓‘恶’也只是一种自利的本能罢了，进入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之后，经过不断衍化才有了善、恶之称。每个人都有这两种本能，善人之所以善，是按照社会道德规则弘发自身的利他本能，抑制了自身自利本能的膨胀；而恶人之所以恶，是脱离社会道德规则，掩蔽自身的利他本能，膨胀了自身的自利本能。

      自利，是一切生命个体维持自身生存状态的基本手段，但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涉及别的生命个体，使别的生命个体无法正常的自利而导致其生存状态持续过程的困难和中断，如果不加阻止，就必然破坏生命系统内在的正常秩序，最终反过来使每个个体都不能正常的生存。

      利他，本质上是生命个体对生命系统的认同和依赖，对个体间正常关系的默认和维护。因而，利他的显示和弘发，有利于维持和促进系统的正常秩序，但同时却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个体自利本能的发挥，极端的状态是完全扼杀自利本能从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极端状态只适合在特殊情况下少数个体这样做，如果都这样做就会反而导致系统内某个相应群体的整体灭亡，从而使得这种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所以，这两种本能实质上是生命进化过程中，自然造化对个体、系统或群体的分别确认，以及对个体和系统或群体相互关系的确认。也可以说，自然造化的这种确认被生命个体内化，从而形成了本能。任何生命个体都只能在生命系统中存在，所以每个生命个体本能中既自利又利他。

      人也是一样，每个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系统中的人。离开了社会，个体无法生存，而没有了个体，社会也不复存在。正是人的这种双重特性，注定了人性中既有自利又有利他的本能，映射到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中，就是既有善，也有恶。善为主，则为好人，好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是圣人；恶为主，就是坏人，坏到了一定的层次就是奷贼。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人会表现出坏的一面，因此，好人可以变成坏人；坏人也会流露出好的一面，因此，坏人也可以变成好人。既然人性如此，我们就不能保证官员都是圣人，也不能保证圣人绝对只是圣人、永远是圣人。

　　 再说公权悖论。人是群居的，而群居就有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需要处理，这个处理之权就是公权。按理说，集体才是行使公权的权力主体，但是，事实上集体不具有实体形态，只不过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因此集体本身没有行为能力。而个体，是私权的权力主体，是实实在在的、有行为能力的活体。这样，要处理公共事务，获取公共利益，就只能委托私权的权力主体——个人，这个‘个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于是悖论也就产生了，一方面公权不能由个人来行使，另一方面公权却又只能由个人来行使。公权和私权就这样交织在一个人身上了。而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有二种时空状态：一是公、私界限很清楚，比如在办公室可以起草公文，却无法同时为自己种蔬菜；二是公私界限不清楚，比如研究工资政策时，参与研究的人难免不渗进对自己或亲友利益的考虑。遗憾的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公私界限很清楚又无法逾越的很少，界限不清、容易人为混淆的却很多。这就为官员公权私用或公私混和、渗透，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最后说说家长式集权政治体制。在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需要有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力量来维系社会，来行使公权。除了按照家庭的模式来构建这种力量体系，人们当时实在想不出还有其它更好的方式。因为，一定的政治体制只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自觉，而一定的文化自觉又只能产生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于是，金字塔形的集权管理组织便得以产生。国家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大家庭的‘家长’，高踞于金字塔的顶端，集所有公权于一身，他下面的每一级也是一个不同层级的家庭，也有‘家长’，所不同的是，这些‘家长’同时也是上一级‘家长’的儿子和再上一级‘家长’的孙子，以此类推。

      上级‘家长’决定下级‘家长’的命运，下级‘家长’只能向上级‘家长’负责。在运作过程中，任务自上而下分解，完成任务所需的资源也自上而下分配，上级驱动下级去完成。组织之外的老百姓，除了服从最基层的‘家长’指挥以完成具体的事务外，对公共事务没有任何过问的权力，甚至连建议权都没有，更不要说对组织内成员有什么权力了。似乎公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它本身固有的，于是公权变成了某一部分人甚至某一家人的特权。它以垄断政治等社会公共资源、独立于社会之上的高度封闭式运行和组织内自上而下的授权为特征。这个社会管理组织就其本源来说是受社会公众委托处理公共事务的，本应服务于社会、从属于社会的，现在却凌驾于社会之上了，似乎不是社会决定它的命运，倒是它来决定社会的命运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自从产生之后，即处在不断的改变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特征并没有变：社会公共事务由管理组织说了算，公众实际上无权参与决策，也无法实际地进行监督，只能被动地听任和接受这一组织‘代表’他们来处理；管理组织内部重要事务比如各级官员的任免奖惩，公众无权参与，或者实际上无法参与，而完全由官员的上级来决定，上级如果是有‘民主意识’的‘清官’，也会通过某种‘民主’形式征求一下公众中少数人的意见，但采纳与否也由上级自己决定，这与不征求意见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在长期的历史延续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家长们’互相之间的区别也有，那就是‘为民作主’还是‘不为民作主’。但这种区别都是建立在‘民不作主’的基础上的。能不能为民作主，那完全是由‘家长们’是否凭良心来自行决定的。如果到了某一阶段，‘家长们’都不凭良心，特别是最高‘家长’不凭良心，那么，除非民众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进行大规模暴力斗争，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状态下正常地更换他们。而这种机会只有在民众无法生存、管理组织本身也因内部的破坏而趋于瘫痪的时候，才会必然地出现。但如果仅仅更换了一批‘家长’而不彻底粉碎整个政治体制，要不了多久，同样的局面会再次发生。显而易见，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管理组织不受公众监督，很容易、事实上最终也必然会公权私用，走向腐败；组织内虽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机制，有时候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必须是‘家长’开明、英明并且享有极高的权威同时又不涉及其自身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可惜，这样的‘家长’并不多。而如果涉及到‘家长’特别是上级‘家长’，监督机制立即就会失效。假若组织本身整体上已经腐败，那么，这种所谓的监督机制既使还在‘正常地’运转，也只能起到政治作秀的作用。因为，内部监督机制是一种自我约束的软性机制，外部监督机制才是硬性约束机制。只有在外约束机制有力运转的条件下，内约束机制才会获得动力并显示其严肃性。

      为什么包括明朝在内的历代王朝在开国之前和开国之初，都能严格‘自律’而显得生气勃勃，进入‘盛世’之后就无一例外地日趋腐朽而最终被武力推翻？原因就在于,前一阶段有强大的敌对政治势力存在，而敌对势力在集权制社会是唯一的也是最硬的外部约束机制，后一阶段没有了这样一个外部约束机制，久而久之内部约束机制逐渐失效，腐败便日趋严重到腐朽的地步，以致无法挽回灭亡的结局。明代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继位时激情满怀，企图振兴王朝，他严格自律，生活简朴，工作废寝忘食，处事果敢，惩治奸佞。但因政治已经极度腐朽，他回天无力，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声中自己吊死于皇宫后山上。所以，家长式集权政治体制是丧失有效监督的体制。

　　 上述这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问题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于第一、二两个方面的原因，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任何政治体制都无法堵绝局部腐败的产生。再加上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就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在家长式集权政治体制下，政权必然走向整体腐败，或者说是走向整体腐败的循环。朱元璋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率领起义军推翻了元王朝，只是剥夺了一批人当‘家长’的资格，废除了他们对民众过于苛厉的政策，而代之以自己一批人和相对宽松的政策而已。没有，当然事实上也不可能废除家长式集权政治体制，更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公权悖论。所以，他的严厉举措虽一时有效，但行之不远，明朝还是因腐败而灭亡了。　

　　 二 、如何在源头上防腐、反腐？只有对症下药。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法纪教育和道德教育，促使官员们在内心不断抑恶扬善。这是很重要的，不能忽视。几乎历朝历代都懂得这一点。当然，这不是治本之策。因为，效果如何，全靠官员自觉，恰恰是这一点得不到保证。不能指望每一个官员经过教育，面对权力的诱惑都能够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复礼’。历代王朝都在‘以孝治天下’、‘以仁治天下’、‘以德治天下’、‘父天母地子民’的倡导声中垮台，就是明证。但又不能摒弃教育，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树立一个统一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上的价值取向问题。

　　其次，要适应历史的发展，及时地更新政治体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不是象野草那样自发地生长出来的，而都是经过人们的反复思考设置出来的。当然，人们不能凭空思考来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只能将思考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结构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朱元璋做到了他应该做到的事。在自然经济社会，要求他抛弃集权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空想。但历史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如果还对集权政治体制恋恋不舍，企图在保留其总体框架和内在灵魂的基础上施之以加减乘除来‘适应’市场经济，那就连朱元璋也会在地下发出嘲笑之声了。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长式集权政治体制造成的资源垄断和封闭式运行的暗箱操作，会迫使商家与官员进行权钱交易，腐败就会成为经济运行乃至整个社会运行的润滑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怎么掀起一场场的教育运动，无论你颁发多少条禁令，也无论你揪出多少个腐败分子，都改变不了‘前腐后继’、愈演愈烈的问题。那不是什么人故意对抗，而是在体制严重错位的情况下，社会要运转就必须借助于润滑剂，总不能让社会停止运转吧？

      公权悖论已经说明：人民是公权的真正主人。官员在本质上是一个行使私权的个人主体而非道德圣人，他们手中的公权是人民委托付与的。因此，人民有权而且必须对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人民既可以把权力交给他们，也可以从他们手中把权力收回来，从而压缩腐败产生的机会、增加腐败的成本，保证局部腐败一旦产生就可以及时铲除，避免产生大面积的腐败，也从根本上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

      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时代，公众不得不让社会管理组织垄断全部社会权力，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必须打破这种垄断，更新政治体制，让公权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因为市场经济最本质的需要是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以及主体间互动的自由和有序，由此派生出法治化、契约化、反垄断、反特权、宏观调控、公共服务、机会均等、国民待遇，等等，所以集权体制是根本适应不了市场经济需要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只能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

      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不是哪一个阶级的专用品。它象电脑一样，实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历史老人的杰作，是人类发明发展的成果。如果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用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凭什么非要把竖立其上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排除在外呢？冷静地想一想不难发现，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其实是对人类社会公权悖论的一种更加先进的应对措施。

　　第一，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即人本（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和自由（对人的尊严和福祉的维护），并且把这一价值原则通过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相应的程序法则贯彻始终。

　　第二，它根据官员是私权主体、很容易公私混淆这一特性，把公共权力的运行严格地置于宪政的平台上，既防止官员滥用公权，又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国家政权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平等、理性而且有序。

　　第三，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民众对公权有史以来最有效的监督。这主要体现在：

　　A，主权和治权分开，治权交由政府、主权回归民众，在保持政府的相对独立地位使其有较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民众通过定期参加普选各级政权主官和在必要时启动法定程序将其罢免的方式，砍断了‘权力自上而下授受’的链条，把‘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赋予了实实在在的内容，从而使‘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句话落到了实处。因为，权（利）、责从来都是相随的，‘谁给权（利）、就向谁负责’是普遍的道德准则和逻辑准则。如果权力明明是上级直接给的，却要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民众负责，除了口头上说说还能有多大作用呢？当然，任何政权在终极的意义上都是人民给的，但如果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的，而且获得以后就采取自上而下任免官员的方式来授权，那就会被众多的中间环节掩蔽掉人民的作用，反而会突显上级的作用。

　　B，为了防止治权的自我膨胀导致反噬主权，确保主权大于治权，从而确保人民可以有效监督官员，并进一步确保社会不再发生剧烈动荡，将公权一分为三，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并立。三权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监督制约，除了共同统摄于宪法外，不再有任何别的权力中心可以隶属。

      C，打破政权组织的话语权垄断，给予新闻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地位，在宪政、法律的平台上，媒体可以追踪公权的运作过程，发挥啄木鸟式的监督作用。

　　……当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的发生，但至少腐败不能成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　

　　我国当前严重的腐败形势，不能归罪于某个人或某个政党，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完全能够正视这些问题，顺应历史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过，由于国际环境的严峻竞争态势，我们不能牺牲当前的社会稳定，采取休克式的做法来改革政治体制，只能渐进地、平滑地迈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这需要时间、耐力和智慧。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会最终解开朱元璋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