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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02 大限－－中国法治之痛 不久前中纪委颁布了”八个禁止“，设定了问题干部最后主动交代的时限。那么效果如何？ 据河南媒体报道，河南有979名干部主动交代了问题，并上缴了821万元违纪款。河南似乎雷厉风行，立马见效了。但以河南而言，这样一个大省才979名干部交代问题，上缴821万，人均八千多。 这里面，估计会有人玩文字游戏，比如把处理了的人重复计算，把几年前的事情拿来充数，等等。这且不管。问题是这个数字能不能反映出目前的贪腐形势？大家心中有数：九牛一毛而已！ 此次中纪委设定一个“主动说清楚的期限”，据说主要是考虑此前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没有明文规定一些行为的定性处理依据，因此决定给有这些违纪行为的同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中纪委对这些官员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用心良苦了。老百姓可是欠缴几元的电费就要记入信用档案的，而官员以权谋私上万元，要是盗窃，人均八千也够上判刑标准了，却交代一下就能官位照坐，这不是官官相护，又是什么！对于‘八个禁止’中列举的行为，说什么过去‘没有定性处理的依据’，显然是托词。没有记错的话，中纪委某领导曾经说过：这些行为，是《党章》所不允许的。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没有处理依据’呢？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中纪委如此照顾官员，官员们却并不怎么领情：迄今为止，除了河南省公布了大限效果，山西省声明没人主动交代以外，其他省都是泥牛入海－－消息全无。 全国人民都记得，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两高’于1989年8月15日发布过一个《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通告》要求坦白的最后期限，是当年的10月31日。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余威尚在，反腐可以说是一股强大的飓风！但当年通告之后，并没有巨贪自动交代，也没能遏止住贪腐之风的迅速蔓延。今天提到的中纪委大限，是第一次针对党员干部，如果说威慑力，当然比不上‘两高’。‘两高’的《通告》尚且没能揪出巨贪，遏止贪腐之风，况中纪委乎？现在大限已过，而应者寥寥，已经说明中纪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和挑战。 接下去怎么办？全国人民瞩目中纪委。 要说中纪委，也实在出于无奈。贪腐已经成风，几乎到了没有一个官员‘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地步。法不责众，中纪委能向全体官员宣战吗？只好通过设立大限的办法，解脱大部分官员，孤立了一小撮，事情就好办了。但建国以来屡屡设大限，大家都已经知道只是一阵风而已，只要‘挺’一下就会万事大吉的。何况，实践已经一再昭示人们‘坦白从宽，就牢底坐穿；抗拒从严，会回家过年’呢？所以大限这回受到冷遇，实在是势所必然。 设立大限，其实是我国的法治之痛。法治的要义，就是违法必究成为常态，根本不需要刮风。事情到了非要设立大限的地步，就说明平时违法不究或难究。而平时违法不究，归根结底是监督机制缺失的结果。真正的法治，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监督机制上。我国目前对官员的监督，虽然名义上有群众的监督、下级的监督、同级的监督和上级的监督等等，而真正有震慑作用的是上级的监督。但正如民间顺口溜说的那样：‘群众的监督，太难；下级的监督，扯淡；同级的监督，太软；上级的监督，太晚’。等到发现问题严重，严重的问题已经成堆，－－这是上级监督的必然结果。能够做到监督及时的，只有群众（包括媒体）。如果群众能够参与决定官员的升降去留，则群众的监督不仅及时而且有力。可见，有效的监督机制，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才能做到。我们常说民主、法治，民主摆在法治之前，就是因为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和灵魂。基础不实，灵魂缺席，必然问题成堆，这时要显示‘法治’之威，那么，‘监督太晚’的上级就只能靠一再设立大限和刮风来收拾局面了。然而，这不是真正的法治。 接下去怎么办？一句话：建立健全民主法治。 June 14 感动得怒发冲冠 这几年来媒体上不断报道一些苦难家庭中主人公的感人事迹，如：洪战辉面对家庭的穷苦不堪，仍坚强地带着捡来的小妹求学不辍；浙江的小刘背着卧病不起的妈妈上完中学上大学，还从不放弃对母亲的救治；安徽的一个还未成年的小姑娘，一边上学一边独自支撑起遭遇不幸的家庭；等等，等等。每每看到这些，我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既为他们的痛苦而难过，又为他们的坚忍而敬佩。但看得多了，我已经不再落泪，－－并不是我已经麻木不仁，变得心如铁石，而是怒火满腔！ 要知道，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个什么概念？它应该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关怀民生！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些都是明白无误地一再向世人宣示的。建国以来，在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中确实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认真履行党的宗旨、鞠躬尽瘁为民服务的优秀典型。可是，为什么几十年来遭遇不幸、极端贫困的家庭，却不能及时得到政府的全面救助，而要让他们备受煎熬、在死亡线上苦苦地挣扎？ 当然，我知道并不是我们的政府没有救助政策，不是。从中央到乡镇政府都有专司此职的职能部门。每年也都会有一点点款物拨付，用于特定对象的生活补助，比如：烈军属、老村干、解放前的堡垒户等等‘有功之臣’。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会集中开展慰贫帮困活动，党政领导们也一个个东奔西走上门探访、亲手送上礼金礼物，还亲切地嘘寒问暖、叮嘱再三，感动得贫困户们泪花闪闪，一个劲儿地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可我更知道，那些个款物，对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只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而已；那些个活动场面，媒体的镜头对准的也是各级大大小小的父母官，充满着政治做秀的味道，说是官场集中亮相也不为过；那些个庄重的交接仪式和‘要自力更生’的亲切叮嘱，其实显示的是官员们对草民的恩赐，宣示的是恩威并行的治民理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建立在现代政治体制基础上的。我们的现行政治体制是从封建社会继承下来的官本位的集权体制，数千年来这一体制的正统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治政理念。父母官‘爱民如子’的政治目的和效用，是更好地驭民。我们几十年来所做的，其实都是封建社会的开明王朝已经做过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在现代文明国家，为了避免民众因天灾人祸等偶然因素而陷于生存绝境，都毫无例外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那里，就连乞丐都在保障范围之内：饿了，可以按时到政府领取一份快餐；病了，可以享受免费医疗；－－虽然保障的标准低于中产阶层，但总不至于在贫病交加的死亡线上孤苦无告地挣扎。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意义在于：他们那里，所有的这一切，是建立在国家系统而完备的保障体制基础之上的，－－而享受保障是公民的权力，并不是政府的恩赐，更不是领导者个人的恩赐；政府及时地依法提供保障服务是政府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政府没能履行或者履行得不好，公民有权把政府送上法庭，在公开选举政府领导人的时候，公民就有权换一个政府当家人。或许，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也会真诚地说声‘谢谢’，但这只不过是对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的肯定而已，并不是对政府恩赐的感谢，就像我们平时到商场买东西对服务态度好的营业员道声‘谢谢’一样。 在我们这里，接受到了政府的救助，你还真得好好感谢。因为，这救助就像社会上善心人对你的同情和施予一样，是十分‘个人’的行为，不是社会保障机制使然。他想到了你而且十分同情你，就可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你一点，虽然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没想到，你也无话可说，或者想到了，就是不给你，你也无可奈何。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他也没有必须给你的义务。再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级财政的日常预算里并没有这项开支；除非是大面积的严重灾情，才可以向省政府直至国家民政部要到专项救灾经费，至于一家一户的苦难，‘自力更生，不向国家伸手’是你的本分，只有到了年关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保每个贫困户过个祥和春节’的指示，当地父母官才会格外亲切地给你送来一点钱、一点年货，虽然少得可怜，但总算是‘父母们’还想起了可怜的‘子民’。－－这种情况，是我们几十年一直奉行的体制决定的！ 我们向世人宣示的宗旨，与我们奉行不悖的体制存在着严重的背离空间。而这一背离，是明明知道的，几十年中就是没改！ 前天看电视，又看到了吉林的一个下岗女工的报道。她叫王艳玲，下岗后历经艰难最终开了一个小饭店，每月才有1000多的净利润。她不仅要奉养自己的母亲，还要负担子女上学，已经够艰难的了。可她居然还资助几个贫困的学生上学，今年她也还承担着三个学生的求学费用，并且还无奈地承担着已经背弃她的前夫长期治病的费用。她相继被妇联等有关部门树为典型，后来又成为感动全省的典型。可是今年，她的母亲病重，大学毕业的儿子又找不到工作，成为典型之后的压力又有增无减，她已经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她呼吁：谁来拉我一把？－－这个报道，让我沉痛无比。王艳玲的个人品质让我崇敬，但是她却承担了本不该她承担的重荷却让我悲愤：我们的政府干什么去了？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有关部门不仅不为她减负，还要她这个典型带头响应本部门的号召再去资助别人！典型也是人，也有自己的能力局限，也有自己的困难和痛苦，把本该政府承担的责任压给像王艳玲这样的老实人，这是在耍弄老实人、在摧残典型！政府当前最应该做的不是树什么个人慈善典型，也不是树什么在生死线上‘自强不息’的典型，而是赶快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为典型们松绑，让典型们享有自己应该有的被政府纳入福利保障的权益。 社会保障体制的严重缺失，反映的是公民政治地位的沦落。究竟谁是国家的主人？如果身为国家的主人，因为天灾人祸等等非个人主观的因素而沦落到生存艰难的境地，却不得不孤苦无告地挣扎，那么，他们还是国家的主人么？ 昨天，又得知一个消息：一个小孩得了急性癫痫病，急需治疗，而家里又穷困不堪，父母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小孩街头行乞，向社会求告，可这年头因爱心屡遭欺骗利用，人们已不敢再相信，结果小孩死于街头......。报道说，当时，小孩母亲守在尸体旁，神情木然，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想，这是她早就料到乞讨不会有好结果，儿子必死无疑，社会如此无情，她的心已经死了，哀莫大于心死，哀到了极点哪还有眼泪！这是怎样地令人痛苦，又是何等地令人愤怒！当公款浪费每年竟然达到8000个亿的时候，我们遭遇不幸的国家主人却被贫病逼死，怎不叫人怒发冲冠？ 不过，事情总算露出了一点曙光：我们的政府正在着手探索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是不是太慢了？要知道，我们国家每天都有主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障而死去，人命关天，怎可慢慢等待？如果全面覆盖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筹措，那么，能否从8000个亿中节约几个亿来紧急覆盖一下那些正在苦难中挣扎的国家主人呢？ June 03 一个‘超生’县官的穷途末路 一颗正在我市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突然跳楼自杀了！舆论一片哗然，却有一个人黯然神伤。－－这事发生在公元2000年5月的一个凌晨。那时，我遭受市委书记的报复被非法停职一年多之后，刚刚复职不久。
这颗新星叫X，本是一个村长，因为他的村里温州人居多，他靠着同温州 为了慎重起见，我立即向我的分管领导－－市委副书记作了汇报，我要求 没过多久，想不到省里把举报信又转给了我。我对领导干部并没有查处的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停职之后数月，X就被提为县委副书记，并且 原来，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已到了上中学的时候，为了儿子的前途，X决意 是日下班之时，他有口无心地问专车司机：‘你说人生在世是职务重要， 他约了几个商界款爷吃晚饭，觥筹交错之中，他的话语竟透着些凄凉，可朋 天亮了，人们发现这个平日里趾高气扬的人静静地躺在一片血泊之中，面 当然算了！我对匿名举报信，做了结案的处理。面对苍茫世界，我的心里 尾声：今年，他的大恩人－－那个县委书记，在当上主管工业、交通、建设、土地的副市长之后，卷入了陈良宇案，不幸东窗事发，沦为了阶下之囚。而那个市委书记被提拔到省里以后，听说日子也不好过，终日里惶惶然，不知‘惶’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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