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行政奢侈，贵在改变买单者的看客身份
                                             
    133张照片，记录了全国各地包括经济落后地区政府的豪华办公楼、大广场、大学城等一处处让人瞠目结舌的豪华楼堂馆所。——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叶大年带到今年两会的一本相册。 这本相册以及此前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例，比如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政府大楼建筑外观像美国国会大楼；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政府大楼盖得像缩小版的人民大会堂；某市某局的办公楼原本计划投资两亿元，最后花了4亿元；......经媒体报道后，在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引起纷纷议论。大家愤慨不已。 刘建中委员指着照片，严肃责问：为什么屡禁不止？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叶大年委员说：“楼堂馆所还只是一种表象，诸如公费出国旅游、公款吃喝、公车浪费，那些看不见的公务消费的黑洞更可怕。”的确如此！据报道，我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近1/4。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说，28年里，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情况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如何刹住行政奢侈之风？成了今年两会上的热点话题，也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应当如实指出，行政奢侈，是党和国家历来所禁止的。远的且不说，本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一经产生，胡锦涛同志就到河北西北坡瞻仰革命遗址，向全党发出了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作风的号召。本次两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又再次告诫各级官员：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可以说，反对行政奢侈既是民意所系，也是中央高层的三令五申。一位人大代表说：现在是中央急、百姓急，但中间不急。那么，中间为何不急，反而变本加厉？有人说：关键就在于“禁”的力度不够，“禁”的方法虎头蛇尾，具体说，就是更多地注重发号施令，文件规定下发了不少，相关会议开了不少，领导讲话中批评得也不少，但实际兑现惩罚的却很少；而批评，多是笼统地列举现象，并不点名，这就刺痛不了谁，因而规定中的那些个“严禁”就等于空话。敲山震虎吓得了谁？总结历史教训，冯培恩委员和郑健龄委员明确提出：“必须有人对政府浪费负责。要把行政费用控制责任落实到具体人，把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列为第一责任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则建议：政府应从治理“三公”（公车、公宴、公楼）入手，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 这些建言已经被中央所重视。此次，温总理的报告中就提出了要划出500亿元，作为稳定调节基金，纳入预算，请人大监督。又据报道，清理政府部门的豪华楼堂馆所，已被中纪委、监察部确定为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相信这些措施都会陆续实行，并有所收获。
　　
　　但我以为，这样做都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刹住行政奢侈之风。因为，这些做法并没有超出建国以来所采取过的一些做法。试问，财政预算请人大监督，哪年不是这样做的？各级人大都有专门的财经委员会负责具体的监督工作，而且每次代表大会上都要审查上年度财政收支和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报告，代表们对审查情况最后都要郑重表决、通过决议的。清理楼堂馆所？也不是新鲜事。就我所知，文革中及文革后都清理过的，而且还将一部分退出来改作了他用，对有的责任人还作了处理。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些，都只能凑一时之效，而非治本之策，事过之后又会逐渐地死灰复燃！原因何在？

    李丹委员说：“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在一些发达、富裕国家，政府的办公楼反而十分寒碜。”这就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发达而富裕的国家，其政府办公楼为什么会‘反而十分寒碜’？原因很简单：他们那儿的权力主体是民众。政府首脑都是经过公开竞争，由选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公民的意志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而议会又是独立于政府的，其议员也在公开竞争中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议员和议会都要听命于民众，而非听命于政府；议员也都是脱产的专业人士，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时间来承担选民赋予的责任。这样一来，议会对于政府的监督就非常有力。像盖政府办公大楼这种耗资较大的工程，立项就要议会审查批准，其经费预算更是必须经过议会的监督和逐笔审核的。如果议会和政府通同作弊，立刻就会遭到公民的谴责。事实上，较之议会的监督，更为有力的是媒体。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媒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贴近公众的利益、引起公众的共鸣，才能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在竞争中获胜，这样，他们势必会盯紧政府和议会，象啄木鸟一样及时地揭露危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从而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在这些国家，因媒体的揭露而导致政府首脑下台、政府部门改组和议员辞职的事情，全世界人民都是耳熟能详的。面临如此强大的监督制约力量，政府办公大楼怎敢不寒碜？
　　
　　反观我国，虽然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比任何一个发达富裕的国家都先进，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却是集权体制。体制比理论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理论上，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官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人民对官员的所谓授权作用没有直接现实性，或者说，官员对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说法，并没有真切的感受。同样，人大代表也不是在公开竞选中由选民直接决定的，而是由上级提名并由上级经过一定的合法程序运作当选的。虽然人大代表中确有不少人能够做到为人民利益鼓与呼，但毕竟对上级还是心存感恩和忌惮之念，更何况人大代表中大多数本身就是党政领导干部；加之，我国的人大代表都不是专职做代表工作的，平时很少有精力和机会承担一下自己的代表责任，就是开会期间，有的代表也还无法做到专心致志，以至于疲惫得听报告时打瞌睡。况且，许多重大事项专业性都是很强的，比如财政预算的执行和安排情况、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情况，都是需要比较深厚的专业素养才有发言权的，但我国的代表、委员中有多少人是具备这种素质的呢？自己完全不懂，如何审议监督？除了人云亦云，或根据身边的一些现象谈点学习体会，还能有别的选择吗？确实，也有代表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在会上为民呼吁、仗义直言，但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局限于向领导提建议、反映问题、汇报群众愿望，以至于有代表向市长跪地吁请，好像人大不是权力机关，而只是谏议参谋机关－－这样的一种状况，人大能够像外国议会那样对政府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吗？

　　且不说监督了，就是重大立法事项，这本属于人大的本职工作，又有几部法律是人大自己从始到终一手操持完成的呢？还不是大多数都是交给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起草，自己只是审议几次然后表决通过的吗？由政府职能部门起草，起草者当然会受到自身角色的限定，免不了会有意无意地偏向他们的部门利益，而审议者又多数是同这些部门有直接和间接工作关系的现职党政领导干部，其中有不少脱产的人大常委虽然不是现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但他们其实就是从部门领导或者部门上级领导的岗位上才转过来不久的，因而很难在审议中去掉部门色彩。这样通过的法律，对政府能起多少制约作用，就只有上天知道了。

　　上述情况，反映是的是人大内在的先天不足。而外在的条件又怎么样呢？在我国，党委是居于人大、政府、政协之上的最高领导机关。人大的所有工作必须贯彻党委的意图。而党委的二把手恰恰就是政府的一把手，通常也是党委一把手出缺时的接任者，事实上对人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再说，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也并不是政府自己能够独立决定的，往往都要事先交由党委讨论，或者事后交由党委批准，所以一些表面上是政府决定的事情，其实是党委决定的。这样，人大虽然名义上是权力机关，政府只是他的执行机关，但却并不能左右政府。人大与政府，是党委统揽之下的两个平行机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分工只是相对的，而配合却是绝对的。党委的决定，人大必须执行；政府的决定，人大也不能推翻。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人大对政府的所谓监督，是非常软弱的。象建设政府办公楼这样浩大的工程，肯定是当地党委的决定，并且还是经过上级批准的，人大无权监督党委，即便明知不对，又怎能奈何得了呢？说不定人大本身也是受益者呢！至于公务消费，人大作为与党委、政府、政协并列的一大班子，开支标准不会比党委、政府低，实际花费也不会比党委、政府控制得紧，在这一点上，绝对是公务消费奢侈的利益均占者。这样一种分工合作又统一于党委之下的政权结构设置，决定了人大在利益上是无法与政府划清界限的，至于政协就更不用说了。当然，这种结构设置的优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各大班子可以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效率相对较高。但风险很大，一旦决策失误或者腐败，同一层级的政权体制内无从制约，各大班子就统统下水，必定给地方乃至国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失误，譬如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文革动乱等等，就是明证。国家是如此，地方呢？除非上级机关明察秋毫、及时干预，否则地方本级根本无法阻止错误的决策。不过，上级机关的干预虽然很‘硬’，但却往往只能是事后的，而且还不可能做到常态化；如果上级机关有领导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了决策，如果上级机关本身‘屁股’也不干净，则这个上级机关就不可能出面干预了。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前苏联为首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就更深刻了。实践已经反复而清晰的证明：在这种组织结构形式下，政权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局部上间或有效，而在总体上却是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各国都坚持反对行政奢侈，却屡反屡泛滥的原因。
　　
　　无论中外古今，行政奢侈都是人民买单。所不同的是，买单者对享受者有没有监督制约的权力。迄今为止，有三种情况：一是根本没有权力（封建制‘家天下’王朝，民可治于人，而不可治人），二是法律上有权力而实质上却无法操作的名义权力（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三是真正有权力。我国现在就属于第二种。政府首脑和人大代表（专职）不是由民众普选产生，人大也不是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也不独立）。因此，买单者在享受者面前始终只是一个看客。只要买单者的看客身份一日不变，行政奢侈就一日遏制不了。根治行政奢侈，贵在改变买单者的看客身份。

　　计划生育作为一种人类生育选择的现象，不独中国有，但作为一种用国家力量来强力推行的行政工作，却是中国的特色。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研究并揭示这一过程，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诞生’

　　人口的再生产过程与自然生态的再生产过程、社会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和互相推动。三者既对立，又统一，不断地趋于平衡，又不断地打破平衡，从而使三者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平衡。这三者之间的这种动态平衡关系，在原始状态下，是由大自然自动调整的（马尔萨斯的理论也许揭示的正是这种状态）。但由于人类的不断进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的能力超过了自然生态对于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可制约范围，从而使得自然生态的再生产过程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干扰，甚至局部地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这种状况，带来的是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反过来也严重地影响了人口的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再生产。如果对此不采取措施，迟早会导致人类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下去或者提前结束全人类的寿命。

　　当大自然已经无法进行自动调整的时候，人类的主动调整就是无可避免的了。人类主动地去修复生态系统，去控制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再生产，这就是‘计划’的行为（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计划’，不是等同于我们过去的那种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的计划，这是不用赘述的）。可见，从宏观的大视角看，全人类进行计划生育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今天，随着全球环境的急剧恶化和全球人口的急剧膨胀，国际社会对人口再生产的控制和调节，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很多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行动组织，联合国下面还有国际计生联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但也有人口的调控政策，在他们那儿计划生育已经是人们自觉的行动，而且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人口的减少而不是人口的急增，他们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是怎么鼓励生育。所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从宏观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确有必要的。否认这种必要性是不对的。

　　但我国酝酿和实施计划生育，却是在计划经济年代。而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全体国民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由政府统管。自上而下的行政分配和行政命令，就成了政府惯常的工作方法，也是全体国民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物资来源方式。‘大呼隆’的劳动，平均主义的分配，极大地扼制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使得每年政府所获得和掌握的生活资料很有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却能刺激人口的加速增长，因为小孩越多的家庭能够分配到的生活资料总量（主要是口粮和布票）也就越多而消耗却相对较少，而且，承担小孩培养成本的比例又不大，其家庭生活比人口少的家庭或者劳动人口多的家庭反而要好得多，那么对于家庭而言，多生孩子不仅可能而且成了有较高预期经济回报的事情了（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是一种例外，因为那是刮浮夸风和共产风的直接结果，而不是计划经济的直接结果），更何况，群众本来就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呢。这就使原本紧张的物资分配形势更趋紧张。因此，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为了缓解计划分配的紧张状态，用相对较多的物资投入建设而不是消费，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就不仅显得必要而且还相当紧迫。

　　按照常理，要解决这种鼓励多生的问题，只要取消吃穿按人口分配的政策就行，但是，这样做又同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平均主义）价值观念完全抵触。而要从根本上改变群众的传统生育观念，涉及经济、文化、养老保障等等一系列广泛而又长远的问题，决非短时期所能施行和凑效。这样一来，控制的手段，自然就只能是政府惯常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了。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工作就由此诞生了。

　　可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符合全球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又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

　　二、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

　　1、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既然诞生于计划经济年代，就必然具有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特色。所以，初期的工作是极其粗放、简单而生硬的，我称之为粗放化管理阶段。一般都是先进行政策宣传，通过报纸、广播、会议等形式向群众传达领袖的指示和国家的政策、党委的决定，动员群众自觉落实，强调党员、干部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然后，层层下达人口控制指标（生育指标和上环结扎、引流产的手术任务），靠计划生育专干把生育指标发放到户，并调查摸清已经生育却没有上环结扎或者没有指标却已经怀孕的妇女，再由基层党委、政府和单位派干部向当事人做工作，要求实行免费手术，防止或终止妊娠。

　　在城镇，因为绝大多数育龄群众都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并不靠子女养老，如果违反政策除了受到党纪政纪处罚还将失去工作，所以计划生育很容易推行。而在农村，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阻力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于当时的落后生产力。因为国家贫穷，无力建立覆盖广大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而农村又依然主要依靠体力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这就使得传统的生育观念牢牢地占据着农民的头脑。但政府又无法等到生产力发达时再来推行计划生育，事实上，在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口的急剧增长势必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摆在当时中国政府面前的选择，只能是先控制人口，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人口环境，而不是等待生产力发展了再来控制人口。但怎样才能切实控制住农村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刚开始时，农民集体劳动，乡镇政府可以通过命令生产队扣工分、扣口粮等措施还可以管住农民，但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队事实上已经瓦解，基层政府失去了从经济上直接控制农民的手段。于是基层党委政府便转而依靠行政力量来强制推行。对于主动接受免费手术的育龄对象，给以少量的经济补助（用于手术后的营养补充等）。对于拒绝实行手术的育龄对象，经过例行的教育动员仍然拒不服从的，就强行拉上车子、送到医院，按到手术台上做手术；家人如以暴力抗拒，则当场制服并铐住其双手或捆绑起来给以治安处罚，是党团员的还要施以党团纪律处分。由于实行强制的需要，乡镇不得不集中所有的干部形成强有力的工作队逐村突击，又因为乡镇人力有限、权力有限、车辆有限、声势也有限，县里不得不统一安排全县的集中突击活动，并派出由各相关部门得力人员组成的督导队，协助乡镇进村入户‘动员’。

　　为了防止基层党委政府在困难面前松懈、退却，中央每年都要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而从省级开始，则层层签订人口控制目标责任书，年终不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进行抽样考核，考核不合格就对下级党委政府的全盘工作实行‘一票否决’。这种办法对下级极具威慑力，迫使县乡不顾一切地加大工作的力度。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标语恐吓、株连亲属、牵牛扒房、半夜突袭等等，不一而足。强大的行政力量终于打开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局面，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干部群众情绪对立，一些计生干部受到报复，甚至献出了生命。

　　这一打开工作局面的阶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起，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止。从多数地区来看，其主要的特征就是：以集中突击为主，以补救手术为主，以处罚为主。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似乎有足够多的理由加以谴责。但是，正如老黑格尔所说“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特定的那种历史条件下，其实那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本人曾经在一个县里担任过领导工作，有切身的体会。那是1989年，我上任的第一年，县里的计生工作受到省市领导的大会批评，县委政府决定全县10月份集中一个月时间统一行动，打一个翻身仗，为此成立了县长挂帅的指挥部，和一个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与常务副县长为首、公检法司及宣传、妇联、共青团、卫生、纪检、工商、交通、林业、农业等20多个部门抽人参与的督查队，各乡镇也同样成立相应的组织。刚开始时，我们规定只能进村入户宣传动员，不得象外地那样采取强硬措施。全县各乡镇工作很快全面铺开。督查队每个乡镇巡查一天，会同乡镇工作队上门做动员工作。谁知10天后，我们一统计，居然全县没有一户主动去接受手术。我不相信，亲自带队去做一户的工作。这家的女主人已经生了两个小孩现在又怀孕了，而且她还是乡党委宣传委员的儿媳，如果她不带头，一个村子的工作都不可能凑效。我好说歹说，大道理、小道理讲了一箩筐，又让她的公公来做工作，她就是不为所动。时间过去了三个多小时，我一怒之下命令几个女干部把她架上小车送走了。没想到才一刻钟，村里的八个手术对象就都主动地上了车。第二天，我又来到一个‘钉子’户，这户已有三个孩子而且穷得家徒四壁，但态度更坏，我们苦口婆心讲道理，他们却恶语相向，还开口骂人。一女干部走到女主人身边劝导，被男主人猛力推开，这男主人又拿起斧头挥舞，扬言要杀人。我忍无可忍，命令公安局副局长将他拿下。女主人一看男人被铐，才主动上了车，随后我就解铐放了人。这一铐，老百姓都纷纷传开：‘政府动真格了，还是主动点好！’于是，全县的局面就此初步打开。我的切身经历说明，计划生育只有在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才能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而在不具备这一历史条件的时候却由于其它的原因不得不启动它，那么初期的行政强制就是无法回避的。这不是某个群体更不是某个人的罪孽，而是历史的命定。

　　2、但我们深知，行政强制只是一种暂时的作为，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延续下去。所以，局面一打开，各地都在中央的要求下或迟或早地开展了一些新的尝试，努力克服初期阶段的缺陷。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进入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我市是在1996年我从县里调任市计生委主任时，果断地停止了大规模的集中突击活动，从而开始进入新的阶段的。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建立健全基层工作队伍和服务网络、增加经费投入、加强专业培训等等，全面实行育龄人群的信息化管理和行政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做到以宣传教育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综合服务为主、预防性手术为主；废除自上而下分配生育指标和手术任务的做法，改为依照政策预先落实可生育对象，并实行全程跟踪式的技术服务，指导其做好自身生殖保健和优生优育、及时上环结扎，避免生育缺陷儿童，避免计划外怀孕，避免人流引产；对计生对象中的困难家庭，则通过制定和落实优先优惠政策，从生产、生活、生育上给予全面关心照顾，提供综合配套的服务；禁止违法行政，对少数的‘钉子户’只能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强制，而当计生家庭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时候，计生部门还要积极出面协调、干预。

　　干群关系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改善，绝大多数群众都能主动实行计划生育了。但最大的缺陷，一是手术选择上不是由手术对象知情选择而是根据政策规定指定实施，二是激励措施上仍以处罚为主，而不是以奖励为主，更惶论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了。当然奖励和保障，不是不想解决，而是政府的财力不迨，勉强能够兑现省计生条例规定的独生子女保健费（每月男5元、女6元）而已。我本人曾向市政府提出过一个折衷方案，就是由市县两级政府出钱，按较低的标准，为为数不多的农村二女户（指已绝育的）购买商业保险，但仔细一算账，不仅政府一次拿不出这么多钱（干部教师工资发放都困难），就是拿得出，仅仅一个市这样做也很不划算（到期兑现的养老金很低），只得作罢。2005　年终于出现了一个可喜的转折，那就是开始对农村年满60岁的计划生育光荣户夫妇发放奖励扶助金。其实，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费，属于养老保障性质。虽然标准不高（每人每月50元），但对于老年农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试点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这一阶段，我称之为规范化管理阶段，大约到20010年可以结束。我们知道，到1998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化，随之带来的是全社会经济文化的较大发展和价值观念的较大更新。计划生育工作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城市，已有少数夫妇选择终生不育（我们并不提倡），在农村也已有很多农民能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和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角度来考虑生育问题。于是，有些人提出要取消计生工作，让市场经济来调控生育。这是错误的、幼稚的。第一，事实上农村除了城市郊区，还有更广大的地区仍然是一家一户的体力劳动占主导地位，这部分人仍然希望生育至少两个孩子特别是生育男孩，而城镇中也还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一些家产丰裕的‘老板’也仍然固守男孩才是传宗接代人的观念，因此，不但依然存在多生孩子的势头，而且性别选择性生育的问题日益严重。第二，我国的计生工作是在特殊时期由政府主导的超经济文化的行政行为，群众对计划生育的接受是在强大的行政压力下产生的，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一股逆反心理，因此，一旦淡化，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人们的思想必然产生混乱，生育反弹势所必然，而且其影响所及绝不只是限于计划生育，势必波及整个政局。在改革开放时期，正是需要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权威，骤然放弃本来强力推进的计划生育工作，对政府权威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第三，多生问题说到底是个经济利益问题，只有通过建立全面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给以补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我国还无力建立这一体系。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经济文化还没有发展到群众可以自动调控生育的程度，市场经济还不能取代政府行为。如果此时就取消计划生育工作，中国必然陷入印度那样的尴尬境地。但是，经济文化的发展却已经迫使政府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分散流动的‘社会人’的增多，法律体系的日益健全和个人法权主体地位的日益强化，群众经济意识的迅速提升，等等，都使政府意识到单纯依靠大突击式的行政强制已经行不通了。政府不仅要做‘好事’，而且好事还要‘好做’，才能最后做好。但做好事也只能量力而行。于是，就出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第二阶段。

　　3、我在96年全省计生委主任会议上以我国计生工作的发展规律为题作过发言。我提出我国的计生工作将会有四个阶段，曾经引起过小小的争议。现在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第一、第二已如上述，那么第三呢？我称之为服务式管理阶段。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农村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改变，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等机构和妇女儿童事业的较大发展，就会从根本上瓦解掉‘养儿防老’、‘男尊女卑’等等传统观念赖以存在的基础，有更多的群众会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还需要政府的直接介入。但介入的方式将会进一步变化，那就是行政管理逐步退居次要地位并逐步宏观化，而围绕育龄群众生产、生活、生育的服务将逐步强化，更有具体针对性和系统性。第四个阶段，我称之为群众自主阶段，政府不再具体干预群众的生育行为，而只在宏观上根据人口的变动情况和社会的需要颁布调控政策，由民间或者半官方的组织机构对家庭的生育和生殖健康提供服务指导。这就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我国的明天也将如此。到这个阶段，各级计生委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就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

　　三、几点认识

　　1、计划生育在全球范围内是符合规律地产生的新事物，但在我国又具有特殊的发生机制。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小生产的体力劳动方式（包括现在，尽管现在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还不足以大到改变全局），这种生产方式客观上决定了农民具有增加家庭人口特别是男性人口的冲动。农村中大量‘越穷越生’的事实，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而在过去几十年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一方面通过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人为地巩固了小生产的地位、拉长了小生产的寿命期，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全民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政治上批判马尔萨斯、宣传‘人多力量大’的观点，等），这就更加放大了这种生育冲动，导致我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长期地超常增加。因此，我国总人口的急剧膨胀，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设想一下，在国际环境有利的条件下，如果解放初期起国家就一直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经济建设，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就会发展很快，在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总量较小的基础上就会完成农业的产业化改造和城市化过程，人们的生育观念就会提前几十年发生改变，人们的环境意识就会提前几十年觉醒，就会产生一个较为宽松的人口环境，就不会出现人口、生态、经济三者之间如此尖锐的矛盾。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当人们从文革的狂热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人口局面了。今天，我们回首以往，可以很明确地说，正是不科学的政治体制、不科学的发展观念，使自然历史过程发生了扭曲，把三种再生产之间缓慢产生的矛盾迅速地推向了顶点。

     2、在体力型的小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历史时期，经济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如果没有战争，没有严重自然灾害（瘟疫、水旱灾害），经济秩序比较稳定（比如没有剧烈的土地兼并），人口的数量将会迅速增长。迅速增长的人口对粮食和薪柴、木材的需求激增，最终导致森林植被的破坏，沙化、荒漠化、石漠化将严重侵蚀人类的生存环境。

　　我的家乡本是一个巨树参天、薪柴遍野的山区小村，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读小学时砍柴就在屋背后的山上，用不到半天就可砍一捆，60年代读中学时就得到七八里路外去砍了，而到了文革结束后就得跑十多里以外的山上才能砍了，至于巨树已经再也见不到了，光秃秃的山头倒是越来越多。与此相应的则是：人口由原来的数百人，发展到了80年代的近3000人。这就证明，在经济文化一定的条件下，人口的激增与环境的恶化呈正相关关系。如果不加以扭转，在没有战争和严重自然灾害的条件下，‘人口激增－环境恶化－生活贫困－人口激增’这样一种循环将被不断地放大复制。

　　在这种情况下，控制人口的数量是必要的，甚至是急需的，而在既定的经济文化内实现控制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正是既定的经济文化提供了人口增长的需求动力。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经济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小生产的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这不仅决定了中国的计划生育主要是农村的计划生育，而且决定了农村的计划生育无法采取与农村的经济文化相匹配的手段来推进。

　　有人说，中国不是还有比较完备的工业经济体系么？是的，但中国的工业经济体系无法提供农村推行计划生育的手段。因为，中国的工业经济体系实力不强，况且国家又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经济战略，即在城市是比较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农村是小生产的农业经济。如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业经济强大之后将逐步改造农村的产业结构。但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却将二者隔离开来，并且由于工业经济还比较弱小，国家还不断地从农村经济中抽血浇灌城市经济。所以，农村的事情还不能指望城市。也许，随着时间的延长，工业终将反哺农业，使农村现代化。但农村人口的激增，已经等不及了。出路只有一条：运用行政强制力量，来超越农村既有的经济文化局限。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和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恰好可以提供这样一种无比强大的行政力量。如果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法制体制，则不可能具有这样强大的行政强制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计划生育能够卓有成效，而印度的计划生育却推行不开的原因所在。

     3、综观全球，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口还没有激增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而现代化之后人口通常也不会出现激增的问题；即便人口密度较大，那也仍然处在生态、人口、经济三者动态平衡的状态下，间或有些矛盾，也可以凭借其国际优势在全球的范围内获得补偿。

　　而落后的农业国家，如果由于自身的努力实现了长期的国内和平、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平抑了经济关系，那总会出现人口激增的局面。这就使这类国家面临人口、生态、经济三者之间的严峻矛盾。本来，摆在这类国家面前的任务，是要尽快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以摆脱贫穷和赶超发达国家，但在落后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人口激增一方面使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加剧人口的贫穷，另一方面又会减少国内积累、限制对现代化的投资（比如：用更多的财力和人力去预防或缓解社会矛盾，去救济贫民，去救灾，去扫除不断增多的文盲，去增设基本医疗设施，等等），因而不得不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不管这类国家施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都无法在相对紧迫的时期内用西方发达国家那种‘无为而治’的方法来对待人口激增的形势。因为西方国家已经现代化，老百姓已经没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还无法让老百姓破除这些传统观念。以西方国家的做法为标准来批判落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不仅荒唐而且不公。

     4、就人口本身而言，人口既消费社会财富又创造社会财富，而且创造的总比消费的多，似乎用不着为了积累财富而限制人口的增长。确实，在小生产的社会里，人类的消费领域很小，人们的消费需求很低，而且小生产是简单再生产，所需投入极少，因而人口的增长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同步增长。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时期，在经历过战争之后的王朝开国之初，人口的增长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社会的繁荣气象总是相伴相随的。但小生产的最大制约条件是生态环境。小生产是一种简单地向自然索取的生产方式，生产总量的增大意味着向自然索取的力度加大，无限加大索取必将突破生态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这只是在维持小生产不变的状态下而且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不受影响的时候，才是正确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全球竞争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控制小生产的规模，保护已经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都必须尽快地将小生产改造为社会化的大生产，这就需要积累财富以加大再生产的投入。因此，落后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前，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必须之举。

　　婚姻和爱情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永恒主题，悲欢离合演绎了人间多少欢欣和叹息！然则，婚姻的本质是什么？爱情的本质又是什么？从古到今众说纷纭，弄得复杂而又神秘。
　　其实，问题并不复杂，也不神秘。茫茫宇宙，寂寂世界，因无数生命物种而鲜活、精彩。于是，这些生命物种的传承和演进，就成了造物主（大自然）的大事，正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但生命物种的延续，只有两种方式。一为无性的自我繁殖，一为有性的杂交繁殖。自我繁殖适合于简单而粗劣、低级的生命。人类是现有生命物种中由低级生命演进而成的最为高级的生命，不仅要延续下去，而且要保证在延续的过程中不至于蜕化还原。因而有性的杂交，就成了人类生命最适合的传承方式。但男女之间那种不加选择、杂乱无序的交媾，却仍然会造成人种的蜕化，而且不稳定的男女关系及其带来的不稳定的生活环境不利于下一代的孕育和成长。所谓婚姻，正是人类这一物种有选择的、有序而稳定的有性杂交繁殖关系。杂乱无序的交媾，是人类童年时代从一般动物那里直接延用过来的方式。随着人类对自身生命认识的不断深化，最终才出现了婚姻这种高级的繁殖方式。至此，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明白了婚姻的本质，爱情的本质也就容易理解了。既然婚姻是有选择的、有序而稳定的有性繁殖关系，那么，爱情，就是男女之间朝向有序而稳定的有性繁殖关系所进行的选择之一。男女之间为了结合而进行的定向选择，是多方面的。因为人的生存活动非常丰富、复杂，不仅有地域的区别，有阶层的区别，还有文化上、政治上的区别，等等，无可穷尽。而人与人之间、社会与人之间，又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诚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而人就有了各方面的考虑，多角度的选择。爱情，是男女双方在审美体验的层面上所产生的互相愉悦的异性情感。而有无爱情，正是男女双方结合之前在纯粹情感上进行的选择（当然，也是维系结合的纽带）。人们常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缺乏纯粹情感选择的基础，容易导致两性生活的不稳定、不和谐那样一种失序状况，造成双方思想和肉体上的生存状态恶化，同时又使下一代的孕育、成长环境恶化，这种婚姻，非常不利于人类物种的传承繁衍。但是爱情，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它在婚姻关系中的作用，因人的生存状态或者可能的生存状态的不同而不同。这就出现了爱情与婚姻相背离的情景。人有很多的无奈，面临着复杂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小心地从多方面进行选择，形成属于自己的选择组合，这就使爱情和婚姻带上了功利性的因素。人在选择时，往往追求完美，但事实上没有完美，有时候不得不忍痛放弃某种愿望。婚姻上的悲欢离合，由此而来。这就造成一种现象，婚姻之外的爱情和爱情之外的婚姻并存。这是人类的悲剧。可是有的人却走得更远，不仅有无爱的婚姻，还有无爱的性，比如少数人所干的那种‘性交易’就是。如果说爱情与婚姻的分离是悲剧，那么，爱情与性的分离就是丑剧。本来，在造物主的安排下，性的愉悦是为了引诱异性交合，而异性交合又是为了繁衍。脱离造物主的安排，在爱情之外，只为了性的愉悦而肆意交合，甚至以权、钱作为达到交合的手段，这同在大街上狗的纵欲行为又有什么两样！
　　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人的繁衍行为与动物的繁衍行为是一样的，这是人对动物的继承。但人毕竟脱离了动物，最明显的标志是人有精神追求、精神生活。这样，人就将繁衍行为赋予了精神价值，爱情和婚姻就不再是单纯的繁衍行为，而打上了人的社会性、文化性甚至是政治性的烙印。人类对于美好爱情、婚姻的讴歌，正是体现了对于崇高的社会精神价值的追求。抛弃社会精神价值，单纯追求性的愉悦而纵欲交合，就是在主观上回复到了动物的领域。这是人的蜕化行为，当然应该受到惩罚。除了人类社会自己运用道德的、法律的手段对这种人进行惩处外，造物主也用爱滋病等手段对这种人进行了报复（为此不惜株连无辜）。
　　但人毕竟还是动物，高级的动物。人的繁衍行为还是遵循着动物界有性繁殖的一般规律，而不是纯粹的精神行为。那种超凡脱俗的纯粹的精神爱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渲染这种精神爱情的做法是完全虚伪的，而如果相信这种虚伪，只能使自己处于无尽的自我折磨之中。
　　这就是人类的婚姻和爱情。

　　近日红心鸭蛋的问题在新闻媒体上曝光，有关部门纷纷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又一次严重弄虚作假坑害消费者的事件得到了处理，人们额手称庆之余，再一次将无限敬佩的目光投向了新闻媒体。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多少欺压普通民众的恶行、坑害消费者的罪恶在我们眼前桩桩件件地闪现，凡是影响广泛而且性质极为严重的，哪一件不是新闻媒体向省级以上直至中央权威领导反映或公开揭露才得以解决的？其中一些问题是我们的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调查弄清真相的，是我们的媒体领导冒着被上级处理的风险坚决予以揭露的，他们起到了为民众申冤、为社会除害、匡正时弊、促进改革、维护公共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推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修复和密切党同人民血肉关系的巨大作用。现在，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凡是上访申诉最终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只有诉诸新闻媒体才有水落石出的希望。新闻媒体活脱脱就是当代中国的包公！
　　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没有任何问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出现的严重问题在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却出现了，而且反复出现？譬如流通领域中的毒酒事件、毒奶粉事件、假药事件、毒鸭蛋事件、毒火腿事件、大规模制造和销售劣质电器及伪劣化妆品事件，宣传领域中的大量公开而持久的虚假医疗和药品广告宣传，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黑诊所、假名医、劣质器械，行政司法领域中的赌博市场、下流娱乐公演，……等等，简直是数不胜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摆在街面上、设在鼻子下的。是政府不管吗？不是。政府设了那么多职能部门，有的部门还是威风凛凛的强势部门，工作人员还有特殊的津贴，走在大街上还人模狗样的，可他们楞是没有发现，楞是听而不闻、见而不管。一般人发现了问题向他们反映，他们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坚决否认，要么怒目斥责，要么假意敷衍，向上级反映也往往是泥牛入海、音讯全无，于是只得眼睁睁地听凭恶行恣肆，来个洁身自好、知情自保。但食品、药品、蔬菜之类，谁又能离得开、少得了？只好听天由命了。可悲呀，生而为中国人！幸好，还是有人挺身而出，不辞劳苦、不避风险地弄清底细、公之于众。真相一公布，这些部门害怕中央追究下来断送前途，于是急急忙忙地紧急行动起来，这时候也不讲人手不够、经费不足了，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尽职、前所未有的干劲、前所未有的果决。于是，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但，这不过是一场风、一阵雨，解决的，往往是新闻媒体中曝光的那件事，甚至仅仅是被曝光的那个地方的那件事。全国人民又只好等待着新闻媒体的再一次呐喊。包公，太重要了！包公，也太累了！
　　我们向现代的包公致敬！

　　陈良宇倒台事件，是臣民社会酿就的又一杯苦酒。
　　有网友写博，说陈良宇倒台事件的原因和教训，是没有能够遵守党的‘三会一课’和民主生活会等等制度，假如陈良宇能够过上正常的党内组织生活，就能够受到党内及时的监督制约，不至于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所以，当务之急是要严格党内的组织生活制度。同意这种说法的人，还真有不少。但我却不同意。
　　诚然，假如严格遵守党内的组织生活会制度，确实能够防止领导干部腐败堕落。但是，制度本身是死的，它不能自动地严格起来。当制度被束之高阁、打入冷宫的时候怎么办？当制度流于形式，成为走过场的程序的时候又怎么办？似乎只有寄希望于上级甚至上上级的严厉干预才能使制度起死回生了。但上级、上上级能够做到年年、月月、日日坚持不懈地对所有下级组织进行严密监视和及时的严厉干预吗？即使上级、上上级有这样一项职能，假如也日久疲软，疏于监视和干预，岂不是要有更上级的监视和干预才行？那么，更上级的监视和干预，又有什么办法来保证做到不疲软呢？更更上级呢？……这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所以，始终如一地严格遵守党内组织生活会制度，只是我们的理想而已，并不能成为现实。
　　不幸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正是不能不指靠上级、上上级、更上级、更更上级解决下级组织生活会制度不正常的问题。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寄希望于上级或上级的上级，直至中央领导。因为，我们当今社会仍然是一个标准的‘臣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官员阶层，而官员又是自上而下委任的，越是职位高的，权力也越大。民众‘臣服’于官员，下级官员‘臣服’于上级官员。上尊下卑，等级鲜明。这与过去的臣民社会，并无太大的差别。有人说，我们不是有选举制度吗，怎么就没有差别呢，差别可大了！不错，是有选举制度，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总体上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领导干部都是由上级任免奖惩，而不是由选民来决定升降去留的。虽然通常在换届的时候，领导干部都必须通过选举而后任命，但这种选举也是必须确保实现上级党委意图的选举。因为，不仅候选人由上级决定，而且，整个选举过程也是由上级任命的本级领导干部即本届候选人来操控的。这种选举制度，根本不能改变‘上级决定一切’的实质，相反，只是给‘上级决定一切’赋于一个民主过程而已。如果不信，再说一点选举中的实际事例。我们这里前几年由于法律越来越民主，规定选举时候选人必须有差额，而且达到法定数额的选举人可以另外提名候选人，正式投票时还可以另选他人，于是每届选举时总要出现一点小插曲，不是某个县的县委书记选票勉强过半，就是某个县的县长被另一个不在市定候选人名单中的副职选上了，这使市县领导层大感尴尬和被动。但近两届却忽然不再有类似情况发生了。原来，市里从上级的选举中学到了真经：选举办法通过代表们讨论通过，投票时，凡同意正式候选人名单的，不用动笔；凡不同意或弃权的，才需要动笔。主席团提交的这种选举办法草案，照例获得了通过，于是，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敢动笔。法律规定的一点民主权力，就这样‘合法地’被‘民主’掉了，上级党委的意图得到了圆满的实现，市县领导层弹冠相庆。试问，如果剥离这种象征性的选举，与几千年来的臣民社会还有多大的区别呢？
　　按理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是臣民社会，因为，宪法明明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不是‘朕即国家’。但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现实体制，人民最终是通过各级党委来行使国家权力的，而党委一把手因为独当一面，并拥有党委会上的最后决定权，在共产党内严格遵守下级服从上级的铁的纪律面前，一把手事实上成为了本地的‘一家之主’，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司法机关都要接受他的一元化领导。在上级组织根本无法做到严格而又及时的监视、制约下，如果他本人没有现代民主意识和坚强的自控能力，就必定会蜕化为道道地地的本地之‘朕’。遗憾的是，我国由于长期的小农经济和封建统治，本土根本无法产生现代民主意识，少数政治和文化精英具有的民主思想也是外来的、支离破碎的，而他们个人骨子里最深处，依然不同程度地浸染、遗传着几千年的专制等级观念。所以，一把手注定会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朕’。这就是说，在我国，虽然是共和国，而执政的共产党又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但却‘臣民社会’依旧。这就是为什么把领袖个人当作救世主一样感恩戴德歌颂的《东方红》歌曲，可以唱彻全中国，唱响半个多世纪的原因。试问，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人民会对总统个人如此顶礼膜拜呢？

      当然，我又不得不指出，臣民社会之所以延续至今，并不是共产党有意为之，以谋一党之私。公民社会以及现代民主制度，都只能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才会出现。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直至民国时期，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按照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任何人都无法根本超脱特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局限，构造出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出来。某些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可以有所超脱，但也无法从根本上完全超脱。共产党生存于小农社会，执政以后能够建立目前这样的政治体制，已属不易了。问题在于，今天，我国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已经无法容忍旧的政治体制，而旧的政治体制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控制了，但却没有丝毫撼动臣民社会的基本框架。这就给大大小小的陈良宇们提供了无限大的以权谋私的机会。于是，又一杯苦酒终于酿成了。
　　应该说，臣民社会对权力是有制约的，有时甚至是十分严酷的制约。但它有几个致命的弱点，使得制约往往无效。
　　一，一把手威权过重。臣民社会的臣与民，都没有独立的公民地位，只有人身依附关系，而人身依附关系说到底是一种权力（财力也可以转化为权力）依附关系。有权就有威，无权无尊严。无权的必须听从有权的，有小权的必须依附于掌大权的。这就使得一把手在辖区内获得了凌驾于下级官员和普通百姓人格之上的威权。换句话说，下级官员和普通百姓在一把手面前，连做人的独立人格也没有了。同时，在自下而上一级依附一级的官本位社会中，就只有自上而下一级制约一级的官方通道，并没有独立于官方、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的其它机制。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他敢于去制约一把手吗？即便他敢，除了向上级反映、等待上级的过问，还能通过什么途径去制约呢？但向上级反映，就能奏效么？
　　二，一把手自由度过大。臣民社会里一把手也依附于上级一把手，按理说上级的制约应该是很直接、很有力的。其实不然。因为制约的前提是监督，而上级的监督却根本无法做到‘直接’、‘有力’。这是由于：
　　第一，时空不同合。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只有在同一时间处在同一空间之内，才能当即了解被监督者在做什么、如何做，从而及时予以制约。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而，上级的监督只能是一种间接的监督，也就是‘马后炮’。间接监督，实质上是象征性的监督，而象征性的监督是效能不高、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监督，甚至是等于没有的监督。
　　第二，‘明枪效应’。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监督者是不确定的、广泛存在的，被监督者要逃避监督是极其困难的，但如果监督者是特定的上级‘现管’官员，被监督者就会锁定目标，采取躲、骗、瞒等等办法糊弄过去。而上级监督，正是这样一种‘明枪易躲’的监督。
　　第三，利益极易趋同。俗话说‘打铁先得自身硬’，只有在利益上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存在博弈或者对立关系，才会有真实而持久的监督制约动力。如果利益上有趋同的关系，就会迟早变成‘猫鼠一家’、‘警匪联手’。但不幸的是，上下级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利益上的博弈或对立关系，而至多只是隔着一层道德和纪律上的‘窗户纸’。除了极个别真正大公无私、意志超强的官员之外，大多数官员的这层纸是很容易被捅破的：有的在不正之风的熏陶下，会产生‘都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的心理，因而下水；有的会因疏于防范‘小意思’之类的小额利益渗透，而最终‘量变引起质变’；有的则由于内心的寂寞，抵挡不住情感的进攻，而做了俘虏。所以，上级对下级的不当行为常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下级开脱说情，充当保护伞。
　　第四，技术障碍。有很多工作业务技术性很强，只有成为行家里手才能深入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而上级事实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上级往往只能采取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访问，所获信息只能是浅层次的，很容易判断失误。
　　第五，功能限制。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都各有自己的主导功能，功能之间不可能完全重合，而完成自己的主导功能才是‘正业’，因此，上级只能在自己顺便的情况下实施对下级的监督，至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集中一段时间进行监督。所以，这种监督具有很强的时点性，既不是全程的监督，也不是全面的监督，下级完全可以设法顶住，熬过几天就会没事。
　　由于上述原因，上级的监督就成了三个‘基本’的监督：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缺乏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这样一来，一把手的自由度还能不大？
　　一把手威权过大，自由度又过大，必然导致对一把手监督的盲区。所以，山东的一个地区级贪官胡某才会说：做官做到我这个份上，就没有人管了。
　　陈良宇短短十几年，就从一个县处级干部爬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高位，应该是一个能人。但官越大就越没有人管，胆子也就越来越大，能力的运用方向也就越来越偏，最终冲破了党的纪律底线。但我确信，他的变化并非今日始。假如监督到位，他还能为党为国做出贡献。不是没有人想监督。人民群众在利益上与官方有博弈的关系，与贪官有对立的关系，是官员天然的监督力量。如果我们赋予人民群众以独立的监督制约之权，他还能变、又敢变吗？
　　陈良宇的倒台是他自己的事，但又不是他自己的事。他的倒台，是臣民社会酿就的一杯苦酒。虽然苦，却只能喝下去。呜呼！

　　假如我也有来世，我将在官场韬光养晦，以图‘大谋’。我少小之时即深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的影响，还崇拜陶潜、郑板桥等人，酿成了自己一副刚正坦直、崇尚正义、宁折不弯的坏脾气，暗怀了‘假如为官，一定公正自律、造福于民’的梦想。后来阴差阳错步入了官场，我就真的照此做了起来。我以说违心话为耻、逢迎领导为辱，不知道以屈求伸、小不忍而乱大谋的道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可真的误了我自己。其实，在我国官本位的政治体制下，好官的官职越大，百姓才越有盼头。但好官要想为民做大事，必须在官场上努力往上爬，做到地方长官即俗称的地方‘一把手’时，才能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一展匡扶正义、造福百姓之志。在爬到特定目标之前，一定要隐藏自己的本性，以内方外圆之态周旋于官场。古时以陶潜、郑板桥的个性可以做到县长、县委书记一职，今日以此个性则当个乡镇长都很难了。所以，现在好人更需要韬光养晦。而我当初却完全不懂，准确地说，是知道，却完全不予理会。
　　说来话长。当年扛着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牌参加工作，没两个月就被派驻某村具体实施地委确定的‘农民学马列著作典型’的培养计划。我被安排住到一间暗无天日、潮湿发霉的脚屋里，苦思冥想如何教农民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数日之后，我拿出了办法。日间陪同大队书记跑田埂、爬山头，巡查农民耕作；夜间亲自给农民骨干授课，再协助他们结合扫盲工作，辅导其他农民学马列理论。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以最后病倒住院为代价，使这个村成为全省有名的典型。出院后，我又以未癒之躯，到偏僻的山乡支援‘双抢’。后来担任新闻干事，我自己采写的本县稿件每月在省地级媒体至少刊播两篇，一改往日本县默默无闻的状况。……，我的表现，得到了我们单位——县政工组（承担现在组织部、宣传部、纪检委的职能）的好评。可是，在协助清理单位图书的时候，发现有一套书被分管政工的县委副书记借去两年多了未还，老同志们说是去年讨过，被顶回来了。那时候，纪律是很严的，公共仓库和图书室年年要盘点，不允许谁占公家的便宜。怎么办？大家无策。我一时性起：这哪行，领导更应为人表率！抬腿就到副书记家去。我恭恭敬敬地说：‘×书记，您好！我单位清理图书，让我请示一下：不知道那套书您看好了没有？’书记厌烦地回答一句：‘不是说过，没有嘛！’我不得不悻悻而回。我以为我不管图书，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谁知，几个月后，我被通知下放到某乡当文书。与我一同下放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平日里‘文不成，武不就’的粉头小伙、初中生，一个是因脑部受过伤而有些智障的退伍军人、机关公勤人员。但他们一个担任副乡长，一个担任乡武装部长，都提拔了。政工组的领导和同事们都为我抱不平，顶住两个月不发通知。×书记知道后，拍桌子大吼：‘我分管政工，难道调个一般干部你们都不听，你们眼里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唵？’单位这才为我召开了送别座谈会。几年后，当×书记的一个好朋友成为我的岳父，我才知道将我贬往乡下的真正原因，就是为那一次讨书。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时我认为我没有错。人与人之间，地位有高下，人格无贵贱，干嘛我要改变自己？所以我是吃一堑，而不长一智。
　　几年后，由于地委宣传部缺人，我被直接从乡下调往地区机关，历任新闻干事、干部干事、党教副科长、理论科长。后被内定为副部长人选，将我下派锻炼，担任某县宣传部长。时过不久，我的能力得到县里广泛的肯定，县里打报告要求正式调任我为该县副书记。可是，这期间偏偏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该县创作了一个戏剧，被某电影制片厂看中。本来，在我到任之前，各方面都已协商好，签了合同，影片将把该县作为原创单位在片尾字幕上打出。可是，新上任的地委宣传部长××——我的直接上司，偏要改变一下，他以演出班底中借调了另一个大县的演奏人员为理由，非要把另一个大县列进字幕，而且要排在该县之上。要我答应，我当然只能把球踢给县委领导。××遭到无情拒绝，但不死心，又把一个暂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地委副书记某某请动了。某某召集县委、县政府领导开会，要我列席。会上，某某严肃地说：‘你们同不同意，关系到要不要把剧本拍成电影，要不要保证电影的质量，要不要对外宣传本地区、促进本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你们统一一下思想。’县领导们面面相觑，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事先已同××部长说好，不要让我发言。可此时某某书记却点名非要我发言不可，大家也一齐敦促我表态。我的本性被一下激活。我说：那我就实话实说，事情其实并没有严重到三个‘要不要’的地步。我举了一部电影的例子，说明电影业内的普遍做法。我说，人家电影厂已经把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好了，马上就开拍了，不存在要不要拍电影、要不要保证影片质量的问题了。再说，本县和另一个县，同为本地区的古县，而且本县建制还早两年，宣传本县也就是宣传本地区，这并不矛盾。我一说完，某某立即宣布：××部长没有跟我说清情况，既然各方面关系都已处理好，又有约定俗成的行规在，我们干嘛要多此一举？我前面说的，收回！结果，内定的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位子马上换成了别人。最终，我也不愿意留在该县当副书记，我发誓：决不为了一官半职而扭曲自己，我哪里来，还回哪里去。我仍然当我的理论科长。
　　我没有接受教训。也许是不提拔我，实在说不过去了，几年后，地区改市，新成立的市辖区没有宣传部长，市委任命我为区委常委、部长。换届后，又担任区委副书记。因我踏实肯干，事事前瞻，能设身处地地为基层着想，又以身作则，主持公道，还讨厌吃请受礼、逢迎拍马，声誉鹊起。但我并不在拟重用的干部范围之内。也许怕我成为再次换届时的‘黑马’，市里把我调任为市政府非重要部门的一把手，明升暗降。但这个部门的工作在全省考核评比是年年倒数前列，屡遭省领导的公开批评。我上任后摸清实情，又从理论上研究其发展规律，并禁止某些以民为敌的作法，一年多时间，即跃居全省先进。我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工作措施，常常受到省级相应部门的赞赏，但我并没有受到过市里任何赞扬，因为，我除工作联系之外，不同市领导私相来往，我独立于领导们吃吃喝喝、吹吹拍拍的圈子之外。而且，我特别喜欢实话实说，在文件中、会议上都反映下边的实情，这无疑是给处于相互吹捧、自我鼓舞中的市领导们泼了冷水。所以，一有机会，有的市领导总要话里有话地敲打我几句，但我都装糊涂，依然不入圈子。我的独立，激起了某些人的愤恨。机会，终于给他们抓到了。
　　我单位在处理一项工作时，一个干部的儿子向我们提出一项私人要求，经请示市里某主管部门，此要求被否定。儿子直接找到兼任某主管部门一把手的某局长，某局长竟不与我们通气就答应了，而且还派人前来威胁我，说我不同意就是违法。某局长是我市有名的匪类干部、腐败分子，我岂能向他低头？以我自学过法律专业和兼任过政法委书记的底子，搬出法律和政策条文，对其逐一驳斥。但我还留下一个余地：建议市政府某领导组对类似情况作出决定，我们好作为政策依据来执行。某局长是该领导组的主要成员，他知道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就利用职权，卡住我们。我请求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协调，他们口头上畅快答应，实际上却无动于衷。一位知情人告诉我：领导们身上穿的名牌服装都是某局长送的，他们不可能为了你而去得罪他。这时候，某局长放出话来：‘要政策依据我没有，但我的话，你们必须执行。你们应该知道，我同他们家关系非同一般，人，不能不讲感情。如不答应，你们这项工作就别想搞了，到月底就过期作废了，看你们谁承担责任！要是不服，同我打官司，我奉陪到底！告到市委常委会去，我也不怕，看最后是谁说了算！’我单位全体干部闻听此言义愤填膺，一致要求向市委汇报。眼看只有一周就到月底了，不得已，我就签发了一份汇报请示文件。这份文件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请求市委裁决。文件经过一个个领导的圈阅，谁也不作批示，就放到了市委书记的桌子上。那几天天气出奇地好，虽是隆冬，却晴空明丽，微风和煦。我一边在基层检查工作，一边等待着市委对文件的批复，完全不知道风雨将至。
　　那天，市委召开下乡干部动员培训会议，市委书记亲自主持会议。我自己带头报名下乡，抱病与会。会场里秩序很不好，许多人开小会，可是主持人却并不制止。我坐在前三排，一直细心听会、做笔记。忽然腹痛如绞，不得不出去如厕。回来时，被同桌隔一座位的老部下发现，他悄悄问候了我，我也悄悄回了礼，前后几秒钟。不料，过了好几分钟后，突然主持人大声直呼我名，说：‘你讲什么话？现在还没轮到你讲，等轮到你了，你上台来讲不迟！’虽语带讥讽，我却也自知不对。主持人却由此大谈起干部要守纪律、顾大局之类的话，指出现在有些干部党性不强，讲了一刻钟后话锋一转再次点了我的名字，说：‘你今天开会多次讲话’。我一时懞了：明明我只有一次，而且他自己在主席台上也同熟人相互问候，为什么今天要小题大做，还要这样捏造事实诽谤我？我忽然想起有人说他与某局长有非同寻常的关系，顿时明白过来他这是在故意整我。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举手站起为自己作了申辩。话没说完，他就怒指门外，喝令我出去。我被人拽出会场。紧接着，他就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我的所谓问题。在会上，他抛出了我们的汇报文件，说这是非法的，再加上会场纪律问题，给我扣了一大堆罪名。我被停职。当天傍晚——外界都还不知道消息，某局长即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跟我搞，没有好下场吧！告诉你，不把你搞倒搞臭，我就死给你看！’这个电话说明，整个事情正是他们合伙策划的阴谋。
　　按照规定，纪检部门对干部经过初查，确认有严重问题，再正式报请市委批准立案调查，而干部在职有可能阻碍调查的时候，才需要报经常委会批准停止干部职务。但他们等不及，迫不及待地先停止我的职务，再让纪检部门去调查。调查，也不是调查我们文件中汇报的情况是否属实，而是要求调查文件是怎么发出的。更荒唐的是，常委会结束没几天，调查还没开始，常委会纪要就迅速下发到各区县、市直各部门了，而那份常委会纪要中已经历述了我的许多严重错误，对我的问题作出了结论，唯一缺乏的是事实材料。这种做法，后来连下来考察市委班子的省监察厅领导也当我的面，肯定是错误的。可假的就是假的，当时纪检部门调查不出问题来，这可急坏了他们。他们又使出杀手锏，抽调纪检、审计、财政三部门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采取突袭行动，调查我的经济问题。他们以为目前领导干部占点、收点是普遍现象，誰都无法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是的，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例证。那是某局的一个副职，他因为向央视焦点调查记者说出了某事件的真相，触怒了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下令调查他的经济问题，结果，被查出接受了别人一条项链（自己要了）、几瓶酒（转送给了上级部门的办公室）、若干娱乐筹牌（散给了手下人），总计不过两三千元，就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了。我是正职，找点把柄岂不十拿九稳？但他们就是想错了。我接任的那几年，单位经费十分紧张，我常常私费办公事；出差回来，也常常不领补助费；在市内活动，小车一般不坐，而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同时，我还整顿财务，严格审批，厉行节约，堵塞漏洞，挤出钱来改善办公条件。调查组一无所获。接下来，恰好县处级干部开展‘三讲’教育活动，我顺理成章地又成了重点对象，他们选派得力干部来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背靠背’地广泛了解我的问题。不幸的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好笑的是，这一年我负责的部门工作老是受到省里的表扬奖励，市里也不得不在会议上提及此事。于是，台上（会议主席台）人在表扬，台下人在嘀咕：把工作搞上去的下台了（被停职），把工作搞下去的上台了（坐在主席台上）。事情陷于尴尬之地。
　　一年又一个多月后，市委才发了一纸通知，就九字：某某某同志恢复工作。我的许多罪名不见了，但也没有否定。原来，这个部门的工作又出现了滑坡势头，省里多次出面进行了干预，这才不得不恢复我的工作。但是，决不肯恢复我的名誉，推翻加在我头上的不实之词。我当然不甘心。我一边要求平反，一边积极工作，这一年，我又把工作搞了上去，可平反却无人问津。我很累，身心俱疲。机构改革来了，我提出：要我再干，就要恢复名誉，否则，就让我退下来。很快，我就退下来了。……
　　往事如烟。一切已成过去。闲暇的时间真多。我看看历史书籍，深长思之，切实体会到，如今，社会制度的性质是变了，但社会的运转平台并没变，照样还是集权体制，因此，社会还是几千年来的臣民社会，封建社会官场上所有的弊病，今天官场上也无法没有。像我这样的人进入了官场，不屑于权术，即便能干、肯干，也干得委委屈屈、别别扭扭，常处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境地，一不小心还要遭暗算、受打击。要想干一点大事、好事，不能不玩一点权术，爬上去再说。回过头想想，我要去讨书干嘛？还不是同样没讨回来吗，倒不如不讨！拍电影的事，我要明确表态干嘛？人家县里的领导都支支吾吾，我又不是县里的正式干部，我操那个心得罪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值吗？而且，不就是打个字幕嘛，有什么呀！再说那位某局长，说话办事那么牛气，市领导们都不去碰他，肯定有大后台撑着，我一个小小七品官人微言轻，不是明摆着拿鸡蛋砸石头么？设若我成了地方一把手，还会受这种气吗！不但不用受这种气，我还能干大事、干好事。到那时，哪怕最终不容于世而被‘朝廷’摘掉乌纱帽，我也算是痛痛快快地一展抱负了。
　　只是，这样一来我如果真的成了地方一把手，那还能是原来的我吗？
　　一笑。

　　看了山无言的《假如我有来世》，不禁浮想联翩。假如我也有来世，我将如何？

　　我将决不改变少年时对文学的酷爱。

       还在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唐诗宋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囫囵吞枣地浏览，并尝试着写‘诗’；我的所谓‘诗作’，当时还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肯定。从此，我就由喜欢诗词而又扩展到喜欢散文、小说，模仿之作频频受到表扬。到了初一，我的作文常被拿到高三去讲读。初二的时候，老师便不再对我的作文写评语，往往只写‘希望再努力’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之类勉励的话，那意思是他的水平已无法对我的作文说长道短了。同学们呢，则对我崇拜得不得了。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做着文学的梦，以为自己将无可怀疑地成长为一名作家。可是‘伟大’的文革一来，想不到我也成了被冲击的对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的黑苗子’呀，什么‘白专道路的黑典型’呀，什么‘学生中的走资派’呀，都往我头上扣。幸亏我的‘政策水平很高’，把自己保护住了。文革的实践，让我对文艺不寒而栗，转而对政治和政治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不可救药地走上了与文学揖别的道路。现在，我已经被抽象思维完全占领，年纪已大，江郎才尽，形象思维再也无力恢复少时占据的地盘了。但每每看到美文妙词，便由羡慕别人而后悔自己。在我国延绵至今的集权体制下，政治、政治理论不过是权势人手中的玩偶而已，有什么呀！我为此蹉跎一生，真是不值得。惊回首，四十年一觉梦醒，那个悔呀，真是‘欲说还休’……。　　

       这些年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取得了很大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无庸讳言，腐败之风却愈演愈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全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应该说，从党的指导思想、纲领、路线、方针和基本理论上对反腐败都是明确的，还有专门的监察、查处机构。然而贪官还是在全国、全党的痛批声中此伏彼起、前赴后继，原因何在？

       我想起了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坚决、力度最大的，就是他。

　　朱元璋登上帝位，有六项措施防腐反腐。一是分权，从纵向和横向上设置互相制约、监督的机构，不让部门拥有专权、地方拥有重权，而将最终决策权集于自身；二是加强监察，中央设都察院，下属十二、三道监察御史，御史可访风问俗、提调复审冤案、罢黜官吏，一般事可自决，大事可直奏皇帝；三是设立直属于皇帝的特务机构检校和锦衣卫，令其秘密侦查和逮捕官吏；四是中央设立专门的机构，直接接受天下臣民的奏章，并号召天下百姓对官吏进行监督：对害民赃官可直接擒送京师，如有胆敢阻挡者即行灭家灭族；五是颁布严法酷律，并将受到惩治的官吏案例汇编起来刊行天下；六是带头严厉执法，他亲自发现了一个县令有贪赃行为，便杀了这个县令，并将人皮剥下挂在县衙大堂，又严查户部侍郎郭桓贪污税粮一案，下令杀掉所有牵连者达数万之众，他还就枉法贩带私茶事杀掉了自己宠信的女婿欧阳伦。吏治如此严酷，贪鄙之风虽有收敛，却并未铲除。朱元璋自己至死也不明白，他说：“朕自开国以来，严惩贪佞，法纪严明，为甚贪佞不法之徒，杀不尽，惩不惧？”朱元璋的这一疑问，如今也摆在了我们党的面前。我们党将怎样回答？其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从源头上防腐反腐。朱元璋反腐，而腐却防不胜防、反不胜反，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产生腐败的源头。

　　一、我说腐败的源头就在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人性有恶，二是公权悖论，三是家长压力型集权政治体制。

　　 先说人性有恶。我们的老祖宗信奉‘人之初性本善’。其实，善恶是一对矛盾，本乎一体，不可能只有善而没有恶。就‘人之初’而言，所谓‘善’只是一种同情他人、友好他人、崇尚正义的利他本能而已，这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良心’，而所谓‘恶’也只是一种自利的本能罢了，进入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之后，经过不断衍化才有了善、恶之称。每个人都有这两种本能，善人之所以善，是按照社会道德规则弘发自身的利他本能，抑制了自身自利本能的膨胀；而恶人之所以恶，是脱离社会道德规则，掩蔽自身的利他本能，膨胀了自身的自利本能。

      自利，是一切生命个体维持自身生存状态的基本手段，但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涉及别的生命个体，使别的生命个体无法正常的自利而导致其生存状态持续过程的困难和中断，如果不加阻止，就必然破坏生命系统内在的正常秩序，最终反过来使每个个体都不能正常的生存。

      利他，本质上是生命个体对生命系统的认同和依赖，对个体间正常关系的默认和维护。因而，利他的显示和弘发，有利于维持和促进系统的正常秩序，但同时却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个体自利本能的发挥，极端的状态是完全扼杀自利本能从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极端状态只适合在特殊情况下少数个体这样做，如果都这样做就会反而导致系统内某个相应群体的整体灭亡，从而使得这种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所以，这两种本能实质上是生命进化过程中，自然造化对个体、系统或群体的分别确认，以及对个体和系统或群体相互关系的确认。也可以说，自然造化的这种确认被生命个体内化，从而形成了本能。任何生命个体都只能在生命系统中存在，所以每个生命个体本能中既自利又利他。

      人也是一样，每个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系统中的人。离开了社会，个体无法生存，而没有了个体，社会也不复存在。正是人的这种双重特性，注定了人性中既有自利又有利他的本能，映射到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中，就是既有善，也有恶。善为主，则为好人，好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是圣人；恶为主，就是坏人，坏到了一定的层次就是奷贼。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人会表现出坏的一面，因此，好人可以变成坏人；坏人也会流露出好的一面，因此，坏人也可以变成好人。既然人性如此，我们就不能保证官员都是圣人，也不能保证圣人绝对只是圣人、永远是圣人。

　　 再说公权悖论。人是群居的，而群居就有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需要处理，这个处理之权就是公权。按理说，集体才是行使公权的权力主体，但是，事实上集体不具有实体形态，只不过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因此集体本身没有行为能力。而个体，是私权的权力主体，是实实在在的、有行为能力的活体。这样，要处理公共事务，获取公共利益，就只能委托私权的权力主体——个人，这个‘个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于是悖论也就产生了，一方面公权不能由个人来行使，另一方面公权却又只能由个人来行使。公权和私权就这样交织在一个人身上了。而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有二种时空状态：一是公、私界限很清楚，比如在办公室可以起草公文，却无法同时为自己种蔬菜；二是公私界限不清楚，比如研究工资政策时，参与研究的人难免不渗进对自己或亲友利益的考虑。遗憾的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公私界限很清楚又无法逾越的很少，界限不清、容易人为混淆的却很多。这就为官员公权私用或公私混和、渗透，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最后说说家长式集权政治体制。在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需要有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力量来维系社会，来行使公权。除了按照家庭的模式来构建这种力量体系，人们当时实在想不出还有其它更好的方式。因为，一定的政治体制只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自觉，而一定的文化自觉又只能产生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于是，金字塔形的集权管理组织便得以产生。国家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大家庭的‘家长’，高踞于金字塔的顶端，集所有公权于一身，他下面的每一级也是一个不同层级的家庭，也有‘家长’，所不同的是，这些‘家长’同时也是上一级‘家长’的儿子和再上一级‘家长’的孙子，以此类推。

      上级‘家长’决定下级‘家长’的命运，下级‘家长’只能向上级‘家长’负责。在运作过程中，任务自上而下分解，完成任务所需的资源也自上而下分配，上级驱动下级去完成。组织之外的老百姓，除了服从最基层的‘家长’指挥以完成具体的事务外，对公共事务没有任何过问的权力，甚至连建议权都没有，更不要说对组织内成员有什么权力了。似乎公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它本身固有的，于是公权变成了某一部分人甚至某一家人的特权。它以垄断政治等社会公共资源、独立于社会之上的高度封闭式运行和组织内自上而下的授权为特征。这个社会管理组织就其本源来说是受社会公众委托处理公共事务的，本应服务于社会、从属于社会的，现在却凌驾于社会之上了，似乎不是社会决定它的命运，倒是它来决定社会的命运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自从产生之后，即处在不断的改变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特征并没有变：社会公共事务由管理组织说了算，公众实际上无权参与决策，也无法实际地进行监督，只能被动地听任和接受这一组织‘代表’他们来处理；管理组织内部重要事务比如各级官员的任免奖惩，公众无权参与，或者实际上无法参与，而完全由官员的上级来决定，上级如果是有‘民主意识’的‘清官’，也会通过某种‘民主’形式征求一下公众中少数人的意见，但采纳与否也由上级自己决定，这与不征求意见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在长期的历史延续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家长们’互相之间的区别也有，那就是‘为民作主’还是‘不为民作主’。但这种区别都是建立在‘民不作主’的基础上的。能不能为民作主，那完全是由‘家长们’是否凭良心来自行决定的。如果到了某一阶段，‘家长们’都不凭良心，特别是最高‘家长’不凭良心，那么，除非民众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进行大规模暴力斗争，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状态下正常地更换他们。而这种机会只有在民众无法生存、管理组织本身也因内部的破坏而趋于瘫痪的时候，才会必然地出现。但如果仅仅更换了一批‘家长’而不彻底粉碎整个政治体制，要不了多久，同样的局面会再次发生。显而易见，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管理组织不受公众监督，很容易、事实上最终也必然会公权私用，走向腐败；组织内虽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机制，有时候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必须是‘家长’开明、英明并且享有极高的权威同时又不涉及其自身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可惜，这样的‘家长’并不多。而如果涉及到‘家长’特别是上级‘家长’，监督机制立即就会失效。假若组织本身整体上已经腐败，那么，这种所谓的监督机制既使还在‘正常地’运转，也只能起到政治作秀的作用。因为，内部监督机制是一种自我约束的软性机制，外部监督机制才是硬性约束机制。只有在外约束机制有力运转的条件下，内约束机制才会获得动力并显示其严肃性。

      为什么包括明朝在内的历代王朝在开国之前和开国之初，都能严格‘自律’而显得生气勃勃，进入‘盛世’之后就无一例外地日趋腐朽而最终被武力推翻？原因就在于,前一阶段有强大的敌对政治势力存在，而敌对势力在集权制社会是唯一的也是最硬的外部约束机制，后一阶段没有了这样一个外部约束机制，久而久之内部约束机制逐渐失效，腐败便日趋严重到腐朽的地步，以致无法挽回灭亡的结局。明代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继位时激情满怀，企图振兴王朝，他严格自律，生活简朴，工作废寝忘食，处事果敢，惩治奸佞。但因政治已经极度腐朽，他回天无力，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声中自己吊死于皇宫后山上。所以，家长式集权政治体制是丧失有效监督的体制。

　　 上述这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问题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于第一、二两个方面的原因，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任何政治体制都无法堵绝局部腐败的产生。再加上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就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在家长式集权政治体制下，政权必然走向整体腐败，或者说是走向整体腐败的循环。朱元璋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率领起义军推翻了元王朝，只是剥夺了一批人当‘家长’的资格，废除了他们对民众过于苛厉的政策，而代之以自己一批人和相对宽松的政策而已。没有，当然事实上也不可能废除家长式集权政治体制，更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公权悖论。所以，他的严厉举措虽一时有效，但行之不远，明朝还是因腐败而灭亡了。　

　　 二 、如何在源头上防腐、反腐？只有对症下药。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法纪教育和道德教育，促使官员们在内心不断抑恶扬善。这是很重要的，不能忽视。几乎历朝历代都懂得这一点。当然，这不是治本之策。因为，效果如何，全靠官员自觉，恰恰是这一点得不到保证。不能指望每一个官员经过教育，面对权力的诱惑都能够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复礼’。历代王朝都在‘以孝治天下’、‘以仁治天下’、‘以德治天下’、‘父天母地子民’的倡导声中垮台，就是明证。但又不能摒弃教育，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树立一个统一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上的价值取向问题。

　　其次，要适应历史的发展，及时地更新政治体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不是象野草那样自发地生长出来的，而都是经过人们的反复思考设置出来的。当然，人们不能凭空思考来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只能将思考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结构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朱元璋做到了他应该做到的事。在自然经济社会，要求他抛弃集权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空想。但历史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如果还对集权政治体制恋恋不舍，企图在保留其总体框架和内在灵魂的基础上施之以加减乘除来‘适应’市场经济，那就连朱元璋也会在地下发出嘲笑之声了。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长式集权政治体制造成的资源垄断和封闭式运行的暗箱操作，会迫使商家与官员进行权钱交易，腐败就会成为经济运行乃至整个社会运行的润滑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怎么掀起一场场的教育运动，无论你颁发多少条禁令，也无论你揪出多少个腐败分子，都改变不了‘前腐后继’、愈演愈烈的问题。那不是什么人故意对抗，而是在体制严重错位的情况下，社会要运转就必须借助于润滑剂，总不能让社会停止运转吧？

      公权悖论已经说明：人民是公权的真正主人。官员在本质上是一个行使私权的个人主体而非道德圣人，他们手中的公权是人民委托付与的。因此，人民有权而且必须对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人民既可以把权力交给他们，也可以从他们手中把权力收回来，从而压缩腐败产生的机会、增加腐败的成本，保证局部腐败一旦产生就可以及时铲除，避免产生大面积的腐败，也从根本上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

      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时代，公众不得不让社会管理组织垄断全部社会权力，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必须打破这种垄断，更新政治体制，让公权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因为市场经济最本质的需要是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以及主体间互动的自由和有序，由此派生出法治化、契约化、反垄断、反特权、宏观调控、公共服务、机会均等、国民待遇，等等，所以集权体制是根本适应不了市场经济需要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只能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

      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不是哪一个阶级的专用品。它象电脑一样，实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历史老人的杰作，是人类发明发展的成果。如果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用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凭什么非要把竖立其上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排除在外呢？冷静地想一想不难发现，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其实是对人类社会公权悖论的一种更加先进的应对措施。

　　第一，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即人本（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和自由（对人的尊严和福祉的维护），并且把这一价值原则通过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相应的程序法则贯彻始终。

　　第二，它根据官员是私权主体、很容易公私混淆这一特性，把公共权力的运行严格地置于宪政的平台上，既防止官员滥用公权，又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国家政权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平等、理性而且有序。

　　第三，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民众对公权有史以来最有效的监督。这主要体现在：

　　A，主权和治权分开，治权交由政府、主权回归民众，在保持政府的相对独立地位使其有较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民众通过定期参加普选各级政权主官和在必要时启动法定程序将其罢免的方式，砍断了‘权力自上而下授受’的链条，把‘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赋予了实实在在的内容，从而使‘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句话落到了实处。因为，权（利）、责从来都是相随的，‘谁给权（利）、就向谁负责’是普遍的道德准则和逻辑准则。如果权力明明是上级直接给的，却要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民众负责，除了口头上说说还能有多大作用呢？当然，任何政权在终极的意义上都是人民给的，但如果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的，而且获得以后就采取自上而下任免官员的方式来授权，那就会被众多的中间环节掩蔽掉人民的作用，反而会突显上级的作用。

　　B，为了防止治权的自我膨胀导致反噬主权，确保主权大于治权，从而确保人民可以有效监督官员，并进一步确保社会不再发生剧烈动荡，将公权一分为三，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并立。三权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监督制约，除了共同统摄于宪法外，不再有任何别的权力中心可以隶属。

      C，打破政权组织的话语权垄断，给予新闻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地位，在宪政、法律的平台上，媒体可以追踪公权的运作过程，发挥啄木鸟式的监督作用。

　　……当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的发生，但至少腐败不能成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　

　　我国当前严重的腐败形势，不能归罪于某个人或某个政党，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完全能够正视这些问题，顺应历史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过，由于国际环境的严峻竞争态势，我们不能牺牲当前的社会稳定，采取休克式的做法来改革政治体制，只能渐进地、平滑地迈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这需要时间、耐力和智慧。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会最终解开朱元璋的疑问。